四川
1951年，臺北。
被告席上站著的，是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李玉堂。
掌管生殺大權的錢大鈞，拿著筆桿子猶豫了半天。
起初想判個七年，心里覺得不踏實，大筆一揮加到了十五年。
按理說，對于一個查無實據、頂多算是有“通共嫌疑”的天子門生，這刑期已經夠重的了，足以讓他把牢底坐穿。
可誰承想，蔣介石連正眼都沒瞧那個數字，提起紅筆就在紙上劃拉了兩個字：槍決。
這一筆下去，一位曾經在抗日戰場上威風八面的鐵軍軍長，就這樣別別扭扭地死在了自家校長的手里。
坊間傳聞不少，有的說李玉堂是因為諜戰案栽了，其實根本沒抓到實錘；還有人說他是因為打仗太菜，是個扶不起的阿斗。
這后一種說法，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要是耐著性子去翻翻國民黨軍隊那本爛賬，保準能發現個怪事：李玉堂帶兵打仗的本事，一點不比后來被捧上天的“山東王”王耀武差，甚至在某些節骨眼上，他比王耀武還硬氣。
要想搞明白李玉堂為什么非死不可，光盯著刑場上那聲槍響沒用，你得把蔣介石心里那本叫做“派系”的小賬本翻開瞧瞧。
這筆糊涂賬，得從那句順口溜說起：“三李不如一王”。
抗戰打贏那會兒，這話在國軍圈子里傳得那是沸沸揚揚。
“三李”說的是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那個“王”自然就是王耀武。
四個山東大漢，四根臺柱子。
乍一聽，好像是說三個姓李的綁一塊兒，都不夠王耀武一個人打的。
可要是把日歷往前翻，翻到抗戰剛開打那幾年，這筆賬可就得反過來算了。
淞滬戰場上絞肉的時候，王耀武才是個師長，人家李延年早就掛上軍長印了；等到武漢會戰開打，李延年都升軍團長了，王耀武還在師長的位子上原地踏步。
論熬資歷，李仙洲在武漢會戰前就熬成了軍長；論真刀真槍拼出來的功勞，李玉堂那是實打實的第8軍軍長。
說白了，在抗戰的上半場，王耀武在李玉堂面前，那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小跟班。
那問題來了，李玉堂這只“潛力股”后來咋就跌得底褲都不剩了呢？
很多人把王耀武的74軍吹得神乎其神，張嘴閉嘴就是萬家嶺大捷、上高會戰。
咱們不妨把這兩場仗的畫皮剝開，看看里面的肉。
萬家嶺這一仗，確實把日軍106師團包了餃子。
74軍在張古山頂住了鬼子的反撲，這功勞不假。
可是，要不是粵軍第4軍的陳榮機眼尖，發現鬼子偷襲后立馬帶著隊伍來了個“向后轉”，直接把106師團攔腰斬斷，哪還有什么圍殲戰？
要不是薛岳把藏在山上的粵軍第66軍這支奇兵撒下來，狠狠踹了鬼子屁股一腳，這鍋夾生飯能不能煮熟還兩說呢。
這場大戲，第4軍是龍頭，74軍是龍身，66軍是龍尾。
結果分紅的時候，把功勞全記在王耀武頭上，這賬算得太偏心。
再瞅瞅上高會戰。
王耀武是贏了，沒錯。
可他對面站的是誰？
日軍第33師團，那幫人就是來公費旅游的，被人牽著鼻子溜了一圈，覺得沒勁自己就撤了；南邊那個獨立混成第20旅團，名頭挺響，其實就是個花架子；中間的第34師團，也就是傳說中的“大阪商販師團”，滿打滿算一萬五千人，還得留下看家的，能拉出來打架的也就一萬出頭。
就這么一支想回家做生意的一類半部隊，國軍這邊居然動用了整整四個軍去圍毆。
反過頭來看李玉堂的第十軍（原來的第8軍），啃的那才叫硬骨頭。
第三次長沙會戰，李玉堂手里捏著個缺編的軍，跟日軍王牌第3和第6師團死磕，硬生生像顆釘子一樣扎在長沙城里拔不出來。
這一仗的含金量，高得嚇人，打完之后，連王耀武都得乖乖帶著人來第十軍的陣地上取經學習。
甚至在分家當的時候，蔣介石心里的那桿秤也劇烈晃悠過。
當時剛到手一批蘇聯裝備，計劃組建四個攻擊軍。
江北分了兩個名額，江南這兩個給誰？
蔣介石拿著名單看了又看：粵軍第4軍？
雜牌軍，劃掉；陳誠的18軍剛丟了宜昌，表現太差，劃掉。
剩下就在李玉堂的第十軍和王耀武的74軍之間二選一。
老蔣在這事兒上那是相當糾結。
這說明啥？
說明在最高統帥眼里，這時候李玉堂的戰斗力，那是絕對能跟王耀武掰手腕的。
雖說最后這塊肥肉落到了74軍嘴里，但那更多是因為“場外因素”——畢竟74軍更聽話，血統更純正。
而李玉堂的悲劇，壞就壞在這個“聽話”上。
準確點說，是他聽了不該聽的人的話。
那個人就是薛岳。
這一下子就戳到了蔣介石最痛的那根神經：黃埔嫡系怎么能跟雜牌軍閥穿一條褲子？
李玉堂是黃埔一期正兒八經的天子門生，薛岳是粵系軍閥起家。
照理說，這倆人本來是尿不到一個壺里的。
壞事就壞在第二次長沙會戰。
薛岳瞎指揮，把第十軍拆得七零八落，結果吃了敗仗。
打完仗薛岳為了推卸責任，反咬一口說是李玉堂指揮不行，害得李玉堂被擼了官職。
薛岳心里也知道理虧。
等到第三次長沙會戰，薛岳想把李玉堂請回來救火。
這時候，擺在李玉堂面前的是個大坑。
他有兩條路：
第一，梗著脖子硬挺，非得等蔣介石親自下令復職。
這樣雖然把薛岳得罪死了，但能保住“蔣介石心腹”這塊金字招牌。
第二，順著臺階下，接受薛岳的邀請。
這樣立馬有仗打，能翻身，但腦門上就會被貼上“薛岳死黨”的標簽。
李玉堂這人實誠，也是個純粹的武夫。
他選了第二條路。
他不忍心看著老長官薛岳難堪，更想在戰場上找回面子。
仗是打贏了，憑著赫赫戰功，他也升到了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
可在政治博弈這張桌子上，他輸了個精光。
在蔣介石看來，你李玉堂作為我的學生，被薛岳坑了你不落井下石也就算了，居然還跟他搞在一起。
這意味什么？
意味著薛岳在挖我的墻角，在搞獨立王國。
這個梁子一旦結下，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抗戰一結束，秋后算賬的日子就到了。
李玉堂官做得倒是挺大，從集團軍總司令混到綏靖區司令，可手里的兵卻像冰棍一樣越化越少，最后成了個光桿司令。
他在徐兗綏靖區當司令那會兒，手底下就剩個山東保安旅和一幫雜牌，正規軍整編20師直接被上面劃走了。
為啥？
因為他的后臺老板薛岳倒臺了，新來的劉峙根本不拿正眼夾他。
1948年，兗州眼看要丟。
李玉堂把電話都打爆了求援，最后就來了一個霍守義的12軍。
這支部隊是拿東北軍和韓復榘的殘兵敗將拼湊起來的，戰斗力那是稀碎。
結局一點懸念都沒有，兗州城破，李玉堂成了俘虜。
他運氣不錯，喬裝打扮跑了出來。
按照老規矩，黃埔一期生戰敗跑回來，蔣介石通常會安慰幾句，再給點兵讓他戴罪立功。
可李玉堂等到的是一張徹查令。
沒轍，只能灰頭土臉地躲到上海去。
就在這節骨眼上，薛岳又給他來了一記“神助攻”。
1948年10月，山東那邊亂成一鍋粥。
賦閑在家的薛岳給蔣介石上書：建議把山東那幫殘兵收攏收攏，編個“挺進軍”，讓李玉堂去當這個頭兒。
如果是別人提這茬，沒準還能成。
可薛岳一提，蔣介石當場就炸了廟：“這個敗軍之將，廢物一個，堅決不用！”
蔣介石真覺得李玉堂是廢物嗎？
黃埔一期里比李玉堂打仗爛的人海了去了，也沒見蔣介石發這么大火。
他氣的不是李玉堂無能，而是“薛岳又要用李玉堂”。
在他眼里，這是薛岳想染指軍權的信號。
直到1949年蔣介石下野回老家，李宗仁上了臺，李玉堂才在薛岳的力保下，當上了那個有名無實的山東綏靖總司令。
但這純粹就是個笑話。
當時山東就剩個青島還在手里，守將是劉安琪，黃埔三期，那是蔣介石的死忠粉。
李玉堂這個“總司令”到了青島，劉安琪根本不搭理他。
老鄉見老鄉，全是軟釘子。
李玉堂手里沒兵權，只能眼巴巴看著劉安琪帶著隊伍撤到了海南島。
諷刺的是，到了海南島，防守總司令又是薛岳。
廣州那邊打得火熱，薛岳想調劉安琪去幫忙。
劉安琪心里明鏡似的，知道那是去送死，磨磨蹭蹭就派了一個師，還故意拖拖拉拉遲到。
薛岳氣得暴跳如雷，又跑去跟蔣介石告狀，并且第三次提議：啟用李玉堂。
這一次，蔣介石居然松口了。
但這不過是垃圾時間的垃圾決策。
大局已定，李玉堂去不去都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海南島一丟，李玉堂跟著撤到臺灣，腳后跟還沒站穩，就被撤職查辦。
回頭看看李玉堂這一輩子，你會發現一條清晰的“下坡路”。
他從一個敢打硬仗的猛將，一步步變成了派系斗爭的犧牲品。
他在戰場上每打贏一次（比如第三次長沙會戰），都在政治上給自己扣分；薛岳每“力薦”他一次，都在蔣介石的猜疑心上澆了一勺油。
在國民黨那個畸形的圈子里，聽話遠比能干重要，站隊遠比戰功關鍵。
一位黃埔一期的嫡系門生，僅僅因為和雜牌將領走得近了點，就被最高統帥當成了異己分子。
最后那道處決令，名義上是懲辦通共，實際上是蔣介石對“薛李同盟”積攢了多年的怨氣總爆發。
蔣介石批示的“處決”，是按政治利害算的賬。
在那個爛透了的系統里，算不明白政治賬的人，注定是活不到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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