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榮為當兵團司令不惜得罪老上司宋希濂，可命令剛下，就被免職

到了1949年這會兒，局勢已經徹底變了天。

黃埔一期的大佬宋希濂，在西南的大山溝里被逮個正著；同窗黃維更慘，早在雙堆集就被包了餃子，這會兒正蹲在號子里反省。

可偏偏就是他們的老同學李良榮，正安安穩穩坐在福建的辦公室里。

雖說心里頭憋屈，覺得懷才不遇，但他連根毫毛都沒少。

就在幾個月前，這三個人的命運線差點就擰成了一股繩。

那時候，李良榮為了能跟著這兩位老同學去前線“跳火坑”，腦細胞都快燒干了。

他不惜把老長官得罪個精光，甚至拿自己半輩子的名聲做賭注。

結果呢？

老天爺像是故意逗他玩——哪怕他這么拼命，最后還是搞砸了。

誰能想到，正是這次想輸卻沒輸成的“失敗操作”，讓他成了黃埔一期那個圈子里，極少數能全身而退的幸運兒。

回過頭去扒一扒李良榮的后半輩子，你會發現這事兒挺邪門：他在官場上那些精心盤算的招數，基本沒一個響的；可就是這些啞炮，最后反倒成了他的護身符。

這筆糊涂賬，得從1948年那個看似沒頭腦的決定說起。

把日歷翻回1948年8月，國民黨那邊開始折騰兵團制改革。

說白了，這是蔣介石沒辦法的辦法：以前那種拆東墻補西墻的打法不靈了，得把隊伍捆成捆，搞大兵團死磕。

那會兒李良榮手里攥著整編28師（后來改回叫28軍），兵雖然不算多，但這可是他在抗戰后半段，從死人堆里扒拉出來的家底。

擺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有兩條路。

左邊這條路，去第十四兵團，投奔宋希濂。

右邊這條路，去第十二兵團，找黃維入伙。

這就好比現在的職場，兩份Offer擺桌上，怎么選？

按常理出牌，十個人里有九個得選宋希濂。

為啥？

熟啊。

1934年李良榮還是個團長的時候，宋希濂就是他頂頭上司。

正是在宋希濂手底下，他順風順水從團長干到了旅長。

老部下找老領導，那是天經地義，更是閉著眼都不會錯的安全牌。

但李良榮心里的算盤，打得跟別人不一樣。

他琢磨了一番：去宋希濂那兒，好是好，但這把椅子不好坐。

老宋手底下能人太多，副司令這個位子，怎么排隊也得先輪到鐘彬。

李良榮要是去了，頂多算個“副司令之一”，搞不好就是個掛名的，想抓實權？

難。

這叫“大樹底下好乘涼，可惜沒地兒落腳”。

再瞅瞅黃維這邊。

黃維這人，書生氣重得很，一心想著回軍校教書育人，壓根不想帶兵打仗。

最要命的是，黃維離開一線太久，手里沒“私房菜”。

在國民黨那個講究“槍桿子就是腰桿子”的圈子里，一個沒基本部隊的兵團司令，就是個光桿大將，指揮起來肯定卡殼。

這時候，要是李良榮帶著28軍這塊肥肉送上門，那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二兵團那個副司令胡璉，是黃埔四期的，論資歷比李良榮這個一期的大師兄矮了一大截。

李良榮的小算盤撥得噼里啪啦響：去了黃維那兒，他是資歷最老的副手；不光能帶資進組，而且一旦黃維以后真跑去教書了，或者不想干了，接班的大概率就是他李良榮。

這叫“風險投資，坐二望一”。

賬算明白后，李良榮干了一件當時看來挺“不地道”的事兒：他直接繞過了老領導宋希濂，跑去找黃維，拍著胸脯說要帶28軍跟他干。

正愁手底下沒人的黃維一聽，樂得嘴都合不攏，趕緊向蔣介石打報告要人。

蔣介石大筆一揮，準了。

你看，這簡直就是一場完美的商業并購。

李良榮眼瞅著就要迎來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拿到那個做夢都想要的兵團司令入場券。

緊接著，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大耳刮子。

就在調令快下來的時候，岔子出了。

先是白崇禧從中橫插一杠子，死死扣住28軍不放——到了桂系嘴里的肉，哪有吐出來的道理？

轉頭，南京的一紙命令下來：李良榮，你也別去什么兵團折騰了，回老家福建去吧，去那兒把潰兵收攏收攏。

李良榮當時的心情，估計跟坐過山車似的。

費盡心思，把老長官宋希濂得罪了，也沒攀上黃維這個新貴，最后被發配回老家當個光桿司令。

他覺得自己簡直背到了家。

可誰能料到，也就過了幾個月，淮海戰役那把火就燒起來了。

黃維的第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圍得跟鐵桶似的，最后連個渣都沒剩，黃維進了功德林改造。

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團后來也在西南大山里全軍覆沒，宋希濂也當了俘虜。

要是李良榮當時的算計真成了，哪怕只成了一半，這會兒他的下場，大概率就是跟這兩個老同學在里面做伴。

所謂的“倒霉透頂”，在這個節骨眼上，變成了“老天爺賞飯吃”。

話又說回來，李良榮為啥在1948年表現得這么急吼吼的，甚至不惜要在兩個兵團之間搞這種高風險的投機？

因為他餓得太久了。

在黃埔一期生這塊金字招牌的圈子里，李良榮長期就是個“小透明”。

這種邊緣化，倒不是因為他本事不行，而是因為他在年輕氣盛的時候，干了一件極其“缺心眼”的事兒。

那得追溯到1926年北伐那會兒。

當時蔣介石正在狠抓軍紀，正好撞上個大案子：孫元良臨陣脫逃。

孫元良帶著一個團守牛行車站，看見幾百個敵人就嚇破了膽，撒丫子跑了，理由是“敵人大部隊肯定在后頭”。

這事兒無論放哪個朝代，都是掉腦袋的罪。

蔣介石為了立威，也為了殺雞儆猴，準備拿孫元良開刀。

這時候，黃埔系的將領們腦子都轉得快，一個個義憤填膺，嚷嚷著支持校長大義滅親。

唯獨李良榮，站出來唱反調。

至于是不是大部隊，那是情報的事兒，賴不著孫元良。

這還不算完，他還加了一句特扎心的話：“看孫元良長得濃眉大眼，一表人才，怎么可能是不中用的人呢？”

這話放今天看，簡直是“高級黑”。

但在當時，李良榮可能是真心這么覺得。

他的結論是：孫元良不是怕死，是“不沉著”，罪不至死。

這一把，李良榮贏了道義——孫元良確實保住了命（后來還活成了長壽將軍）。

但他把前途輸了個精光。

在蔣介石看來，這壓根不是孫元良該不該死的問題，這是你李良榮“屁股坐哪邊”的問題。

這叫不懂事。

這件事的代價大得嚇人。

李良榮后來負傷回鄉，病好了想歸隊，收到的回復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話：不用回來了，去當個民團營長吧。

從正規軍的主力團長，一下子被踢到地方民團當個小營長，這一坐冷板凳，就是好幾年。

直到1934年，他才重新回到主力部隊的序列，但也只是在老同學宋希濂手下當個團長。

那會兒，很多黃埔一期的同學早就混成師長、旅長了。

這段經歷，給李良榮心里留下了個大疙瘩：在蔣系部隊里，光有本事沒用，光講道理更沒用，你得會鉆營，得有靠山，手里得有硬家伙。

如果說1926年的教訓讓他明白了“站隊”的重要性，那么1938年的蘭封會戰，則讓他徹底看清了這個系統的“陰陽臉”。

那時候，李良榮好不容易爬到了46師師長的位置，總算有了自己的家底。

蘭封會戰打得稀爛。

27軍軍長桂永清（留德派）見勢頭不對，第一個開溜。

88師師長龍慕韓，因為被桂永清忽悠著守城，最后不得不撤退。

仗打完了，開始秋后算賬。

桂永清是何應欽的心腹，又是留德派的招牌，跑了也就跑了，屁事沒有。

龍慕韓雖然是背鍋俠，但因為撤退導致薛岳的圍殲計劃泡湯，直接吃了槍子兒。

李良榮呢？

他當時被桂永清逼著在第一線督戰，46師死傷慘重，幾個旅長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

他拼了老命打下來蘭封，結果因為整個戰役的失敗，被革職留任，最后干脆擼到底，去當了侍從室參謀。

你看這個結局分配：

一流的關系戶（桂永清）：丟城失地，照樣吃香喝辣。

二流的倒霉蛋（龍慕韓）：聽話干活，掉了腦袋。

三流的實干派（李良榮）：把老本拼光，丟官罷職。

這就是李良榮面對的職場環境。

你哪怕把命拼光了，只要不是“自己人”，出了事第一個拿你頂缸。

這次打擊之后，李良榮又被發配到福建去帶新兵團——一個堂堂的主力師長，去管一個團的新兵蛋子。

這種大起大落，換一般人早就崩了。

但李良榮硬是咬牙熬了下來。

他在福建靠著一個新兵團起家，跟日軍周旋，慢慢滾雪球，從團長打到師長，最后在抗戰勝利前夕，硬是靠戰功升到了28軍軍長。

正因為這個軍長位置來得太不容易，是他在冷板凳上坐了十幾年、在死人堆里爬出來才換到的，所以到了1948年，他才會那么焦慮，那么想要為這支部隊、為自己的前途找一個“穩妥”的下家。

他不想再當那個被隨意犧牲的“三流實干派”了。

他以為投奔黃維是一次絕地反擊的完美操作，是他在這個渾濁的系統里學會“算計”后的畢業大考。

結果，系統連考試的機會都沒給他，直接沒收了準考證，把他踢回了福建老家。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不經。

李良榮前半生因為“不懂事”（救孫元良），錯過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后半生想“懂事”一回（投奔黃維），結果被系統無情拒絕。

但也正是因為這個系統的無情和混亂，在最后關頭把他推離了淮海戰役那個巨大的絞肉機。

如果他在1926年不救孫元良，順利高升，或許早就死在了軍閥混戰里；

如果他在1948年投機成功，去了雙堆集，那功德林里肯定得給他在黃維旁邊加張床。

在那個必須站隊、必須搞派系的舊軍隊里，李良榮始終是個尷尬的異類。

他不夠壞，做不到像桂永清那樣厚顏無恥；他也不夠狠，做不到像那些軍閥一樣擁兵自重。

他就像一個笨拙的棋手，拼命想下出一步妙手，結果步步都是臭棋。

可最后收官一看，那些下出妙手的人都輸光了底褲，唯獨這一下臭棋的人，居然保住了身家性命。

這或許就是那個時代給“普通人”留下的最后一點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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