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中方代表被趕出會場，兩年后帶軍艦殺回南極，西方一片嘩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的會議中心里，隨著一記木槌的重重落下，這清脆的聲音比耳光打在臉上還要讓人感到疼。當時在場有十幾個國家的代表，他們其中有的低頭假裝看文件，有的嘴角在偷笑，眼睜睜的看著中方代表收拾桌上的文件離開會場。那一刻，門里是決定南極命運的“分贓大會”，門外卻是誰也無法忍受的屈辱。但他們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當初被趕出會場的男人，轉頭就干了一件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的大事。那時候的中國，雖然已經貴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在南極這個圈子里，地位是十分尷尬的。因為咱們簽了《南極條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屬于“締約國”，這聽上去感覺還不錯，但其實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個“聽眾席”而已。按照圈子里面的規定，你在南極沒建科考站，你不屬于“協商國”。說得難聽點就是開會你得交錢，干活還得交錢，但到了需要做決策的時候，你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

那次在堪培拉的第12次會議，現場的氣氛十分詭異。在前往會場參會之前，郭琨帶著司馬俊、宋大巧興沖沖地去了，包里裝著的是足足準備了3個月的資料，想著終于能代表中國發聲了。走進會場他們才發現不對勁，其他國家代表的桌子上，厚厚的文件堆的像座小山似的。可咱們國家的席位桌上就幾張薄薄的日程表，這樣的干凈并沒有讓人舒坦，反而讓人心慌。郭琨當時就去找主辦方理論，問為什么只有我們沒有核心資料。對方那個眼神，就像看鄉下窮親戚進城一樣，滿是不屑的回了一句：“那是協商國才能看的秘密資料，你們沒資格。”然而最讓人憤慨的是最后環節，進入到表決投票環節時，全場的空氣突然就安靜了。因為在表決之前，他們就對我方人員下達了“逐客令”：“接下來的議程屬于協商國內部事務，請非協商國代表離席，去外面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說的好聽是讓去喝咖啡，就是讓咱們滾蛋。郭琨他們三個，在眾目睽睽之下，硬著頭皮站起來，只能收拾東西往外走。隨著身后那兩扇沉重的大門“砰”地一聲關上，直接剝奪了中國的表決資格。

站在走廊外，聽到門內傳出的陣陣掌聲和議論聲，像針一樣扎在耳朵里。那一刻他才明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里，沒有實力，你就是一團隨時可以被視而不見的空氣。也就是從那時起，郭琨對著那扇緊閉的大門暗暗發誓：就是拼了自己這條命，也要把中國自己的南極站建起來。回國后，郭琨就把這些寫成了一份詳細報告，交到了當時時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的羅鈺如手中，羅鈺如看后那心里堵得慌。因為它很清楚，南極有多重要，那底下埋著的是全人類最后的資源寶庫，石油、煤炭、貴金屬，什么都有。要是現在沒機會參與，等到這塊“大蛋糕”被他們分完了，我們連個碎渣渣都撿不到。于是一場重拾尊嚴的行動開始了，不惜一切代價建立南極科考站長城站。1985年10月，第13次《南極條約》協商國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圈子還是那個熟悉的圈子，會場坐著的還是那幫傲慢的洋人。但這一次和以往不一樣了，郭琨再次走進了會場，這次他滿懷信心，昂首挺胸走進了會場。

不再像上次那樣唯唯諾諾，而是直接走到了主席臺前，把厚厚一摞資料用力地拍在桌子上。那是包括照片在內的長城站全套資料，還有大量詳盡的科考數據，還有那部記錄了中國人如何在45天內創造奇跡的錄像帶。就在大家還想像上次一樣嘲笑咱們的時候，中國用實力和事實讓現場所有人沉默了。那些曾經要把中國趕出去喝咖啡的代表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看著屏幕上那面在風雪中飄揚的五星紅旗，看著那些在冰的海洋里一根根插鋼管的中國軍人。此刻的他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們的眼里已經沒有不屑，而是充滿了敬佩。這是實力，是中國人的骨氣。按照《南極條約》的規定，有了實質性的科考活動，建了站，咱們就有了協商國的資格。這次的表決，沒有任何懸念，26個協商國代表，一致舉手通過。當話筒那頭傳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的聲音時，郭琨緊緊握著手里的表決牌猶如千鈞重。因為這塊牌子，是用591名勇士的命，是用那45天冰天雪地里的血汗換回來的。從那一刻起，再也沒有誰有資格說出那句：“中國代表，請出去喝咖啡。”今后南極的事兒，只要中國不點頭，誰都別想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