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張國燾親弟死后56年被追認烈士，楊尚昆：張國燾是張國燾

1984年8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下著小雨。剛剛退休不久的孔原走進中央檔案館，在翻看萍鄉(xiāng)地方黨史卷宗時，突然皺起了眉頭——成排的犧牲者名單里，唯獨缺了張國庶與晏碧芳。孔原輕聲嘀咕：“怎么會沒有他倆？”身旁的青年工作人員愣了一下，小聲回道：“可能是材料缺失吧。”這一問一答，埋下了后來持續(xù)兩年多的追認風波。

順著這條線索，時間指針被拉回到1920年代。1905年出生的張國庶，其實是張家人眼中的“老四”，卻最像老大張國燾——聰明、固執(zhí)，而且對新思潮格外著迷。1919年，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那陣，他才十四歲，卻在萍鄉(xiāng)中學偷偷抄寫《新青年》的文章，貼在校門口。他的同學回憶：“那會兒誰要是說日本好，他準得跟人急。”

1924年冬，十九歲的張國庶在安源煤礦附近的簡陋平房里宣誓加入共青團，第二年轉為中共黨員。萍鄉(xiāng)黨小組、縣委、總工會，全靠他一肩挑。北伐槍聲響起時，他又被推到前臺，掛了個國民黨萍鄉(xiāng)縣黨部常務委員的頭銜，為的是方便掩護工運。看似“雙重身份”，實則一心一意。

1926年末，他被選送莫斯科中山大學。有人調侃他“出國鍍金”，可他在信里寫道：“愿學得一身本領，早日歸來救國。”班里有個赫赫有名的同學——蔣經國。兩人在課堂上常為“土地革命”吵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多年后，一個成了蘇俄顧問眼中的“紅二代”，一個卻在戰(zhàn)火中再也沒能回到課堂。

1929年春，他回到上海，化名“周之德”，負責巡視各區(qū)黨組織。第二年5月27日，因叛徒告密，他與妻子晏碧芳及數十名同志在南昌落網。張輝瓚得知“周之德”真實身份后，直呼“捉到寶貝”。先軟后硬，招數齊上，結果卻換來一句怒吼：“配跟我談條件？休想！”

敵人見勸降無望，隨即上刑。灌辣椒水、竹簽挑指甲、鐵鏈鎖腳，樣樣輪番。獄卒悄悄記錄，“此人不哭，不求，不答。”晏碧芳被提去“做工作”時，只說了九個字：“黨的事，一句不能說。”面對國民黨特務以團圓作誘餌的哄騙，她抬頭冷笑：“拿你們的高官厚祿去喂狗吧！”

1930年7月5日凌晨，贛江碼頭燈火昏暗。張國庶被刺死后裝入麻袋扔進江中；晏碧芳當晚被斬首，頭顱掛在鬧市足足三日。南昌《新聞晚報》寫下一行大字：“赤匪首周之德伏誅。”那位編輯或許想不到，這一別名日后成為追認路上的最大障礙。

新中國成立后，地方政府曾三次著手核查，無奈檔案殘缺、證人零散，再加上“張國燾親弟”這層敏感身份，事情被擱置。到1984年，孔原發(fā)覺缺漏后，立即聯絡昔日戰(zhàn)友。楊尚昆收到來信，僅回了十二個字：“張國燾是張國燾，張國庶是張國庶。”簡短，卻擲地有聲。

調查組隨后南下江西，翻遍舊檔、走訪幸存者。七旬老人葉守信顫抖著簽下證詞：“周之德就是張國庶，獄中未吐一句密。”另一位老人遞上泛黃的《救亡日報》剪報，上面記載：“7月6日凌晨，張妻晏碧芳被戮后示眾。”線索終于拼成完整鏈條。

有意思的是，傳說中的“自首聲明”也露出端倪。原來國民黨常以“八股模版”偽造脫黨書，借此瓦解人心，張國庶的那份聲明同樣出自特務之手。確認這一點后，萍鄉(xiāng)縣革委會立刻補報材料，江西省政府很快批復。1986年11月20日，《江西日報》刊出公示：“張國庶、晏碧芳烈士，特此追認。”消息一出，萍鄉(xiāng)礦區(qū)的老工人敲響廠房舊鐘，有人哽咽著說：“兄弟投河棄名，今日終得正身。”

同年冬天，加拿大多倫多溫度驟降，流亡已久的張國燾蜷縮在福利院的暖氣邊。命運讓兄弟倆走上兩條對立的路線：一人死后沉江而名垂青史，一人漂泊海外而聲名狼藉。歷史最終給出了各自的注腳，既無偏袒，也不含糊。昔日“周之德”三個小字，耗去半個世紀才與張國庶的真名重疊；好在，遲到的光，仍舊照亮了那對青年夫婦在贛江之畔留下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