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號的大半夜,沈陽大帥府的老虎廳里死一樣寂靜,只有“叮……叮……”的銀元撞擊聲。
一枚袁大頭被拋起來六次,每一次落地,都像是在給兩個大活人敲喪鐘。
這可不是在賭錢,是在賭命。
拋硬幣的是28歲的張學良,那時候他剛接手東北沒多久,臉白得像張紙,手心里全是汗。
旁邊坐著他老婆于鳳至,哭得妝都花了,渾身抖個不停。
兩口子心里都門兒清,這枚銀元的正反面,決定的不是明早吃啥,而是那位“托孤重臣”楊宇霆的腦袋還在不在脖子上。
張學良心里默念“殺”,結果連拋三次,次次都是袁大頭那一面朝上。
他不信這個邪,覺得銀元有鬼,又換了個拋法,心里默念要是“留”,就讓背面的五色旗朝上。
你猜怎么著?
老天爺像是鐵了心要看戲,又是連拋三次,次次都是五色旗。
六次拋擲,結果全是一個“殺”字。
張學良眼里的驚恐慢慢沒了,剩下的是一股子狠勁。
幾個小時后,震驚全國的“楊常事件”就這么炸了,東北軍的二把手楊宇霆和黑龍江省長常蔭槐,就在這間屋子里被打成了篩子,血流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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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張學良晚年說過,西安事變他不后悔,但他這輩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殺了楊宇霆。
這事兒聽著挺擰巴的,一個連蔣介石都敢扣的大少爺,殺個不聽話的手下怎么還后悔了一輩子?
這就得把日歷翻回到1928年。
那年皇姑屯一聲巨響,張作霖連人帶車被炸上了天,奉系軍閥的天塌了。
這時候的張學良,那處境簡直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大家腦補一下,你是個不到30歲的富二代,突然接手了老爹的上市公司,結果董事會里坐的全是跟著老爹打天下的“老叔叔”。
這些老家伙手里有槍又有錢,在他們眼里,你就是個只會跳舞、打網球、甚至還抽點大煙的敗家子。
這種富二代接班的戲碼,演砸了就是家破人亡。
楊宇霆,就是這些“老叔叔”里的帶頭大哥。
這人腦子那是真好使,號稱東北軍的“小諸葛”,老帥活著的時候,他在東北那是橫著走,連日本人都得讓他三分。
在他看來,張學良就是個穿開襠褲長大的孩子。
既然老帥走了,那他這個“托孤重臣”替少帥當家作主,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兒。
可這“當家”,當著當著就變味了。
張作霖的喪事還沒辦完,楊宇霆就開始對張學良指手畫腳,甚至當著下屬的面訓斥少帥,那架勢跟訓孫子差不多。
這種場景,像極了當年的鰲拜欺負少年康熙,但張學良不是康熙,他心眼更小,脾氣更爆。
矛盾徹底爆發是在1929年1月7號,楊宇霆他爹過大壽。
那天張學良那是給足了面子,帶著太太備了厚禮親自上門拜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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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一把手來了,這面子給的夠大了吧?
主人家怎么也得畢恭畢敬出門迎接。
結果呢?
楊宇霆根本沒露面,就派了個副官把張學良領到了偏廳晾著。
等張學良走進大廳一看,好家伙,滿屋子的軍政要員、滿清遺老,還有日本人的代表,正圍著楊宇霆談笑風生。
看到張學良進來,這幫人居然屁股都沒挪一下,只有幾個人稍微欠了欠身。
最氣人的是,楊宇霆咳嗽了一聲準備講話,全場幾百號人瞬間鴉雀無聲,齊刷刷站起來聽訓。
在那一刻,張學良心里那個涼啊。
他坐在冷板凳上看著被眾星捧月的楊宇霆,那種感覺不僅僅是丟人,而是恐懼。
在那一刻張學良才明白,在這個家里,他就是個穿著龍袍的吉祥物。
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楊宇霆不死,自己這個“東北王”隨時可能被廢掉,甚至可能連命都保不住。
這種恐懼,最后就變成了殺心。
三天后,也就是1月10號晚上,楊宇霆和常蔭槐大搖大擺地進了大帥府。
這倆人是來逼宮的,拿著文件要張學良簽字,要在東北搞個“鐵路督辦”,指名道姓要常蔭槐當這個頭。
這哪是簽字啊,這是要明搶。
鐵路那是東北的命脈,錢袋子都要被人家摳走了,張學良還能忍?
面對這種騎臉輸出,張學良卻突然客氣起來,推說天晚了,讓兩人稍等,自己去樓上拿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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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上樓的那幾分鐘里,就是開頭那一幕——六次拋銀元,問天買卦。
接下來的事兒,快得讓人反應不過來。
張學良下樓沒拿印章,倒是沖出來一幫衛兵。
楊、常二人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亂槍打死在老虎廳那張名貴的老虎皮地毯上。
槍聲停了之后,張學良那是一夜沒睡,連夜發電報通告全國,列舉這兩人的罪狀。
同時又玩了一手“貓哭耗子”,宣布罪不及妻兒,給楊家送去了巨額撫恤金,還親自寫了挽聯。
這操作看似仁至義盡,其實就是為了穩住奉系內部那幫人心惶惶的老人。
這事兒在當時,那是被不少人叫好的。
大家都覺得少帥殺伐果斷,這才算是真正坐穩了江山。
甚至有人說這是為了國家統一清除了障礙,畢竟楊宇霆一直反對易幟。
可是吧,歷史這玩意兒,往往帶有滯后性。
當時的爽,那是真爽,但后來的疼,也是真疼。
為什么張學良晚年最后悔這事兒?
因為他后來終于活明白了:一個家里,如果老大和老二鬧翻了,直接把老二殺了,那等到強盜破門而入的時候,老大就會發現,自己身邊連個能商量對策的人都沒有了。
楊宇霆雖然飛揚跋扈,雖然有野心,但他絕對是個人才。
他在世的時候,對付日本人那是有一套的,搞的是“軟釘子”策略,既不徹底翻臉,也絕不讓步,把日本人玩得團團轉。
而張學良殺了楊宇霆,這就叫自斷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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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少帥當孩子哄,殊不知手里的槍是不分大人小孩的,但他一死,東北軍的魂也就散了一半。
僅僅過了兩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
當關東軍的鐵蹄踏碎沈陽的寧靜時,張學良那是徹底慌了神。
這時候的大帥府里,再也沒有那個雖然討厭、但足智多謀的“小諸葛”來告訴他該怎么做了。
他身邊剩下的一幫人,要么是只會聽話的庸才,要么是早已被日本人嚇破膽的軟蛋。
要是楊宇霆還活者,關東軍未必敢那么輕易動手;或者即便動手了,東北軍也不至于連個像樣的抵抗組織都搞不起來,弄出個“不抵抗”的千古罵名。
張學良用幾枚銀元賭贏了權力,卻輸掉了格局。
他除掉了眼前的威脅,卻把自己家的承重墻給拆了。
哪怕是一條惡狗,只要能咬住外面的狼,那也是好狗,可惜張學良把它殺了。
那枚在深夜里旋轉的袁大頭,最終落下的那一面,不僅砸死了楊宇霆,某種意義上,也砸碎了舊軍閥守護領土的最后一點底氣。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恩怨,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幾十年后,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帥變成了百歲老人,提到這事兒時,他只是渾濁著眼睛嘆了口氣,說了句這是“凄慘的遺憾”。
那一刻,沈陽的雪好像又落在了他的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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