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挪威與瑞典國防部長幾乎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對外釋放出相似而克制的信號:不排除參與北約在格陵蘭島及更廣泛北極地區的軍事行動。措辭謹慎,語調冷靜,卻并不模糊。挪威強調“不會拒絕”,瑞典則提到“第一步是偵察任務”,這些看似技術性的表述,背后卻是北極地緣政治正在發生結構性轉向的現實。格陵蘭島再次被推上前臺,不是因為一場突發沖突,而是因為多國開始以制度化、聯盟化的方式,為“可能的緊張”提前布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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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變化并非孤立發生。過去幾年,北極地區的安全議題逐漸從學術報告與戰略文件中,進入具體的軍事與政治操作層面。氣候變化縮短了航道凍結周期,資源開發的可行性被重新評估,北極不再只是地圖邊緣的空白地帶,而成為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重要節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丹麥、挪威、瑞典的表態顯得尤為耐人尋味:它們并未直接指向某一對手,卻在強調北約存在的同時,反復提及“對話”“建設性”“政治解決”,仿佛在為一種更長期的緊張狀態預設敘事邊界。
從表象看,這是北歐國家對盟友請求的回應,是對集體防務責任的履行;從機制上看,卻是北約內部安全重心北移的又一次確認。冷戰時期,北極是戰略核威懾的隱秘舞臺,卻長期保持低烈度存在;冷戰結束后,北極議題一度被邊緣化,更多被納入環境與科研合作框架。如今,當北約成員國開始討論常態化偵察、聯合行動時,意味著北極正在被重新定義為“前沿地區”,而非“緩沖地帶”。
這種重新定義,與當前跨大西洋關系的微妙變化密切相關。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的強硬姿態,使丹麥與其北歐鄰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安全依賴與主權邊界之間的關系。挪威國防大臣明確提出,丹麥和美國之間必須開展政治對話,這句話本身就暗示了聯盟內部并非完全同頻。當安全議題與主權爭議交織,北約的集體行動就不可避免地承載了內部協調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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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態度尤為值得關注。作為新加入北約的成員,瑞典在安全政策上仍處于“適應期”。不排除參與北極任務,既是對聯盟義務的表態,也是對國內輿論與長期中立傳統的試探性回應。強調偵察而非部署,強調可能性而非承諾,反映出一種謹慎的戰略節奏。這種節奏本身,正是北約北擴后需要面對的現實:成員國的安全文化、歷史經驗并不一致,聯盟的整合并非一蹴而就。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于,北約在北極地區“加強存在”的目標,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只是信息共享與有限巡航,它或許仍可被視為防御性安排;但一旦演變為持續性部署,北極的安全邏輯將發生根本變化。安全困境的經典機制在這里并不會失效:一方的防御性舉措,往往被另一方解讀為進攻準備。北極長期以來相對穩定的安全環境,正是建立在這種低可見度與高克制之上。
與此同時,北極議題也正在與全球經濟結構發生更緊密的聯動。航道、能源、稀缺資源,這些因素使北極不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供應鏈安全的一部分。當軍事存在被視為保障“通道安全”的前提,安全邏輯便不可避免地向經濟領域延伸。北約成員國的決策者,顯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只是選擇以安全語言加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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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歷史經驗反復表明,聯盟擴展并不必然帶來穩定。它可以提供威懾,卻也可能固化對立。挪威與瑞典的表態中反復出現“對話”“政治解決”,并非外交辭令,而是一種自我提醒:北極一旦被完全納入對抗性框架,回旋余地將迅速收窄。對小國而言,這種收窄意味著政策自主空間的壓縮,也意味著更高的外溢風險。
格陵蘭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正在讓北極從邊緣走向中心。它不再只是氣候變化的前線,也是制度選擇的試驗場。北約是否能夠在強化存在的同時,避免將這一地區推向長期緊張,取決于成員國是否仍然相信克制本身是一種戰略資源。
在布魯塞爾的會議室里,表態可以被精心設計,措辭可以被反復推敲;但在北極的漫長航道與冰原之上,任何制度性的調整都會留下清晰痕跡。未來的北極,或許不再寂靜。真正的問題在于,當寂靜被打破,是否還有能力重新建立一種可持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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