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叫停對伊朗動武：在“接近戰爭”與“避免開戰”間反復試探

當地時間1月1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表示，他“說服了自己”暫緩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氣，在美軍突襲委內瑞拉強行擄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后，這世界至少暫時不會變得更亂了。但仍未得到解答的問題是，伊朗近期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是否真如一眾西方媒體所傳揚的那樣，將伊朗局勢逼到了接近失控的臨界點？暫時對伊朗偃旗息鼓的美國，是否還會試圖越過紅線？

要回答這些問題，不能僅從街頭局勢或外交表態入手，而必須回到伊朗政治運行的結構本身。

1月17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首都德黑蘭發表講話。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17日報道，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讓伊朗遭受損害和傷亡，并對伊朗民族提出指責，這應被視為犯罪。 新華社 圖

伊朗政治的“穩態邏輯”

理解伊朗政治，首先要回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確立的制度框架。伊朗既非傳統意義上的神權國家，也不同于一般威權共和國，而是一種將宗教權威與國家權力深度 制度化嵌合的“宗教監護型政體”。

“法基赫的監護”不僅是一項憲法設計，更是國家政治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最高領袖對軍隊、司法、情報系統、國家媒體以及關鍵人事任命擁有終審權，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使政治競爭被牢牢限定在體制內部，難以孕育替代性權威。

支撐這一權力體系的核心力量，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其職能早已超越單純的軍事機構，深度嵌入國家安全、對外行動以及經濟命脈，在能源、建筑、電信、金融等關鍵領域形成穩固的利益網絡。安全權力與經濟利益的高度疊加，使體制精英的政治忠誠與現實收益緊密綁定，也顯著壓縮了體制內實質性轉型的空間。

與權力中樞相對應，總統、政府和議會等經選舉產生的機構更多承擔“緩沖器”角色。選舉保留一定競爭性，但候選人須經監護委員會嚴格篩選，系統性反對派往往在進入政治程序之前即被排除。這種“受控競爭”機制，將社會不滿引導至政策層面和執政績效層面，而非直接指向政權結構本身。

多重機制疊加之下，伊朗形成了一種“穩定性強、彈性不足”的混合型威權體制：短期內抗沖擊能力突出，但中長期改革空間狹窄，社會壓力更易向體制外溢。由此，抗議是否演化為系統性危機，關鍵并不在于街頭規模，而在于安全、經濟或意識形態支點是否同時出現松動。

抗議浪潮的結構性邊界

過去二十多年，伊朗多次爆發大規模社會抗議——從1999年的學生運動、2009年的“綠色運動”，到2017—2019年的經濟抗議，再到2022年瑪莎·阿米尼事件引發的持續動蕩。觸發因素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結構高度相似：經濟困境、不滿腐敗與身份認同、自由訴求相互疊加，最終集中為街頭表達。

這些抗議未演化為革命性崩潰，并非規模不足，而在于政權的應對方式與反對力量自身的結構性限制。伊朗政權對“系統性失控”保持高度警惕，但其策略并非無差別鎮壓，而是強調“可控鎮壓”。在實踐中，國家更傾向于通過定點執法、重點人群司法處置、強烈威懾信號與有限強制措施來重塑秩序，避免局勢演變為全國性失序。核心考量在于，過度、無差別的暴力反而可能激化中間群體立場，并在體制內部引發對風險外溢的擔憂，動搖既有權力共識。

與此同時，抗議本身也存在清晰邊界。反對力量主要集中于年輕、城市化、受教育程度較高群體，而伊朗整體社會仍深度嵌套于伊斯蘭教什葉派身份之中。什葉派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更通過“伊斯蘭革命”敘事被制度化為國家合法性的核心支柱，使激進世俗化或體制外替代方案難以廣泛擴散。

海外的伊朗反對派與國內社會的脫節，進一步削弱了抗議的政治轉化能力。無論是前王室背景人物，還是自由派、左翼或民族主義力量，整體上均高度碎片化，缺乏共同綱領與權威核心。加之常規軍隊長期被革命衛隊邊緣化并政治中和，通過軍事政變實現體制內轉型的結構性可能性極低，社會動員與國家安全機器之間幾乎不存在“中間力量”。

美國的“雙軌邏輯”與“有限施壓”

在伊朗每一輪社會動蕩與地區緊張升級過程中，美國是否以及如何介入，始終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華盛頓在話語層面強調民主、人權與自由，但在具體政策實踐中，其對伊朗的考量始終圍繞地區穩定、以色列安全、能源通道與大國博弈展開，呈現出一種價值敘事與現實利益并行、卻并不完全重合的“雙軌邏輯”。

從當前態勢判斷，美國并未將對伊朗發動全面戰爭作為既定或優先選項，其政治與軍事決策門檻依然極高。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長期消耗，已在美國決策層中留下“高成本、低可控性”的深刻印記。無論從人口規模、地理縱深還是軍事實力看，伊朗都不具備被迅速壓制的現實條件；而其遍布中東的代理網絡，更可能使沖突外溢為區域性對抗，并疊加域外大國的政治與外交介入，使戰爭風險與成本迅速失控。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準備發動全面戰爭，并不等同于軍事層面的克制。在這一前提下，美國對伊朗的介入更有可能體現為一種“有限施壓”的組合策略。這種“有限性”并不主要體現在手段規模上，而體現在政治目標與行動邊界的自我約束上：

一是圍繞關鍵節點展開低烈度、可控的軍事與安全行動，或通過高度逼近戰爭閾值的部署姿態，制造不確定性與威懾效果；二是借助輿論、制裁和社會動員工具，持續削弱伊朗治理效率與外部行動空間，而非直接追求政權更迭；三是通過以色列及地區盟友，在周邊戰場壓縮伊朗的戰略縱深，使其長期處于被動應對狀態。

近期圍繞所謂“臨界點事件”出現的緊張態勢，正是一場高度逼真的“壓力測試”。在輿論與外交層面，相關表態一度顯著升級，軍事部署也快速推進；但在關鍵時間窗口，華盛頓并未訴諸武力，而是選擇凍結決策、延后執行，以持續部署取代即時動武。

這一轉向并非源于伊朗對美國的壓力作出根本性讓步，而是多重約束條件疊加作用的結果：以色列方面對報復性打擊風險的現實評估，俄羅斯釋放的戰略威懾信號，阿拉伯國家對地區失序的普遍擔憂，以及五角大樓內部關于“軍事行動可能反而加固伊朗政權內部凝聚力與合法性”的判斷。

從結果看，這一輪對峙清晰地勾勒出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邊界：可以通過高強度部署與多維手段施壓，擾動并放大不確定性，但并不準備為伊朗的內部政治走向承擔一場可能失控、且收益高度不確定的全面戰爭代價。這種在“接近戰爭”與“避免開戰”之間反復試探的操作方式，或將繼續成為美國處理中東復雜局勢的主要模式。

穩定未破，但代價在累積

總體而言，伊朗政權依托高強度社會控制、封閉而自洽的意識形態框架，以及革命衛隊在安全與經濟領域的雙重角色，仍展現出較強穩定性。社會抗議更像是一種持續侵蝕合法性的“磨損效應”，而非能夠迅速改寫權力格局的直接力量。

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空間同樣存在清晰上限：可以施壓、擾動并放大不確定性，卻并不準備為伊朗內部政治走向承擔全面介入的高昂代價。

這并不意味著伊朗政治陷入靜態。恰恰相反，每一輪危機都會在政權與社會之間累積新的裂痕，使體制運轉的邊際成本持續上升。但這種變化更可能以漸進方式展開——體制內精英博弈加劇、社會動員能力緩慢演化、區域力量對比逐步調整，而非以革命性斷裂的形式出現。

從更長時間尺度看，伊朗反復進入一種中東政治中并不陌生的循環：緊張升級、外部介入預期上升，風險在臨界點前被重新壓制，隨后回歸相對平衡。真正的結構性轉折，往往只會出現在少數歷史節點——當國內多重支點同時失效，并與外部大國格局的實質性變化形成共振之時。

就目前而言，臨界點尚未到來，但每一次新的危機，都在悄然將其推近。

（愛登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員，旅居澳大利亞的青年漢學家）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愛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