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紀錄片導演高松：用外國友人視角講述中國故事，以理想主義映照現實關懷｜談藝錄

封面新聞記者 雷蘊含

隨著《伊莎白——我的選擇是中國》《故鄉幾萬里》《文幼章：百年時光 萬里情緣》這三部共同聚焦外國友人與中國情緣的紀錄片接連播出，許多觀眾第一次知曉了那些被時光塵封的溫暖故事。文幼章持續幾十年向西方講述中國故事、伊莎白堅定選擇為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啟爾德夫婦扎根四川開展醫療工作……這些跨越國界、穿越世紀的情感聯結，在導演高松的鏡頭下變得鮮活而深刻。近日，封面新聞記者對話高松，探尋了他的創作初心、制作過程與深遠思考。

高松與伊莎白的合影

選題緣起

百年情緣中的民間力量

談及這三部紀錄片的獨特選題，高松感慨，這一切既是機緣巧合，也是命中注定。“十年前，因為做《故鄉幾萬里》的相關內容，我有幸接觸到這些題材。隨著對這些人物不斷深入了解，相關的故事和信息越來越豐富，那種情感的濃度也越來越高。”更讓他動容的是，這些外國友人及其后代對中國有著難以割舍的深厚情感，“他們自己整理、保存了很多珍貴史料，也非常愿意分享他們與中國的故事。這種無私的分享，為我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支撐。”

在高松看來，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在于找到讓世界愿意傾聽、能夠理解的表達方式。“我們一直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但這不是我們自己覺得好聽就行，關鍵是要讓別人覺得好聽、愿意接受。”他認為，讓外國友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中國故事，是跨越文化隔閡的有效路徑。“外國人講中國的故事，不僅中國人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被外國民眾接受。”

《故鄉幾萬里》海報

這種創作理念，與“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的理念不謀而合。“像伊莎白、文幼章這樣的人物，他們的故事就是東西方民間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就是個體在中國生活、體驗后形成的真實認識和情感判斷。”高松介紹，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又持續44年通過通訊刊物向西方講述中國，“這種執著和真誠，就是最動人的情感。他不是被誰要求這么做，而是發自內心地想把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截至記者發稿前，《文幼章：百年時光 萬里情緣》在微博平臺話題閱讀總量達到1.3億，足見觀眾對于真誠之作的支持與肯定。

更讓高松感觸的是，這種跨國情感有著驚人的代際傳承力。文幼章家族的中國情緣已經延續了六代，橫跨三個世紀。“文幼章的玄孫前段時間還專門到中國云南旅行，可見他們依然深深熱愛著這片土地。”而這種跨越百年的情感堅守，并非個例。每年10月的一個周末，那些與中國有著淵源的家庭都會在加拿大舉行CS（Chinese School）聚會，從1938年開始，至今快90年，從未中斷。“2015年10月，我專門去多倫多參加了他們的聚會。當時的聚會委員會主席費里斯已經70歲了，他的父親曾在樂山行醫，治好過當地的‘趴趴病’（軟骨頭病），他自己也在成都長大。”高松至今仍記得費里斯見到他時的激動神情：“他第一句話就說‘你們終于來了’，那種感覺讓我心里酸酸的，仿佛他們一直擔心被我們遺忘。”

在加拿大舉辦的CS聚會現場

如今，這些聚會的參與者雖已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這份情感紐帶從未斷裂，依然每年按時通過線上的形式舉辦。“每次都會選擇一兩個家庭，分享他們在中國的老照片、信件和故事。”高松坦言，這樣的場景很讓人感動，“參與的人這么多，持續時間這么長，他們對中國的這份深情厚誼，真的非常珍貴。”

創作堅守

在真實與影像呈現間尋找平衡

拍攝這樣跨越百年的歷史題材紀錄片，難度與壓力可想而知。高松直言：“壓力肯定是有的，創作難度也很大。”這類紀錄片不僅需要挖掘真實的故事和史料，更需要找到合適的影像呈現方式。“我們找到故事后，首先要求證和尋訪它的真實性和細節，然后還要思考怎么用影像去表現。不能僅僅靠文字描述，必須找到好故事與呈現方式之間的平衡，這是所有做歷史文化類紀錄片的人都要面對的挑戰。”

為了還原歷史真相，高松團隊付出了大量心血。拍攝伊莎白相關紀錄片時，他們抓住了難得的機遇。“十年前我采訪伊莎白時，她已經100歲了，但狀態很好。我們做了兩天的專訪，積累了十幾個小時的口述素材，她講述了很多珍貴的細節和故事。”高松感嘆道：“長時間跟拍后，她對中國的愛也感染了我，因此我這個片子拍了10年，直到她去世以后才殺青。”

《文幼章：百年時光 萬里情緣》海報

高松告訴記者，創作時機的把握也至關重要。《文幼章：百年時光 萬里情緣》的播出，就得益于一個關鍵契機。“當時文幼章的后人受中國政府邀請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她將69箱珍貴史料運了回來。我覺得這個時機不能錯過，如果拖上一年半載，故事的意義和傳播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為了播出的時效性，高松和團隊在拍攝完成后日夜趕工，終于讓紀錄片與大家如期見面。

在內容呈現上，高松堅持客觀、平實的風格，拒絕過度煽情。“恰當的表達方式很重要，不能太矯情。別人還沒感動，你自己先感動了，反而會讓觀眾產生距離感。”三部紀錄片中，那些讓人印象深刻的感人細節，都是通過大量采訪挖掘后提煉的精華。“像伊莎白輕輕給丈夫的雕像‘喂’酒，文幼章的后人把他的骨灰撒在樂山大佛所在的江上，諸如這些細節不需要刻意鋪陳音樂渲染，在平實的講述中自然能打動人心。”高松認為，有厚度的歷史傳記類作品，需要克制的表達才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現在一些視頻追求直接刺激，提供一時的情緒價值，但我們的紀錄片要追求‘保鮮期’，希望多年后再看依然有價值。”

攝制組在樂山采訪

盡管團隊已經竭盡全力，但高松也坦言，要做到完美無缺是不可能的。“受篇幅和制作手段的限制，很多故事細節無法盡情呈現。比如文幼章的故事，其實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內容，但目前的片子只能讓觀眾大致了解他的經歷和選擇，感受到他的精神力量。”他認為，所有藝術創作都不可能毫無遺憾，“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盡量做到什么程度，起碼讓觀眾聽得懂、看明白，有所感悟、有所觸動，這就夠了。”

傳播思考

以理想主義映照現實關懷

在高松看來，當下中國依然存在被西方誤讀的情況，而這些外國友人的故事，正是消除誤解、促進文化交流的絕佳載體。“把真實的聲音和故事傳遞出去，讓對方聽到，這非常重要。”高松強調，伊莎白、文幼章等外國友人關注的焦點，往往是中國最真實、最基層的面貌。“他們不是只看大城市的高樓大廈、寬闊馬路和繁華景象，而是更關心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高松認為，這種視角讓紀錄片更具說服力，“真正有大愛的人，不是只看到你的好，而是關心你能不能變得更好。他們的這種關注，恰恰體現了對中國最真摯的情感。”

攝制組在多倫多采訪

在高松看來，這些紀錄片的價值更在于呼喚被忽視的理想主義。“這些外國友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離不開理想主義的驅動。”與追求功利的人相比，這種理想主義的堅守尤為珍貴。在《文幼章：百年時光 萬里情緣》的結尾，文幼章的兒子臨終前打電話給中國朋友，問道：“中國還會是紅色的嗎？”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安詳離去，這一幕讓很多觀眾熱淚盈眶。“一個社會要進步、要發光，就需要召喚理想主義的回歸。這些人身上那種‘愛我所愛，無問西東’的理想主義精神，是最能感召人和打動人的。”高松說道。

在采訪的最后，高松感慨道：“這些跨越百年的跨國情緣，不是靠刻意引導就能形成的，而是源于發自內心的認同與熱愛。我們能做的，就是用鏡頭記錄這份珍貴的情感，讓這份真誠與理想主義，不斷傳遞，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