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殺安倍晉三，兇手為啥沒判死刑？

距離2022年7月8日那起震驚全球的槍擊事件，已經過去了三年半。那天，在古都奈良市的選舉演說現場，一聲槍響結束了安倍晉三前首相68歲的生命。2026年1月20日，奈良地方法院經過十余次公開庭審，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兇手山上徹也無期徒刑。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而且殺的還是日本歷史上任期時間最長的前首相，為什么兇手沒判死刑，而且辯護律師團還認為“量刑過重”呢？

通過梳理整個案情，閱讀判決文和一些法律專家的評論意見，我整理成了今天的這一篇文章，與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日本的司法制度與審批量刑的標準。

兇手山上徹也在行兇現場被捕情景

兇手山上徹也，今年45歲，曾經當過三年的海上自衛隊隊員，熟悉槍支。他的母親沉迷于統一教會，將他父親的死亡保險金和積蓄共1億多日元（約500多萬元人民幣）捐給了教會，使得一家人陷入貧困。哥哥因病無錢治療而自殺，妹妹在貧困中掙扎，山上本人也沒有正式工作，人生軌跡被徹底扭曲。在庭審中，山上稱自己的恨意源于母親對新興宗教的狂熱信仰。母親甚至對他說，捐款是為了讓哥哥“在天國幸福生活”。這種扭曲的“救贖”邏輯，讓山上感到絕望。他將仇恨的矛頭指向統一教會，并延伸到政治人物，認為安倍晉三是教會與政界的“中心樞紐”，因為安倍曾為教會活動錄制過祝賀視頻。

2022年7月，在安倍于奈良市為參議院大選舉行街頭演說時，山上用自制的手槍從背后兩次射擊，導致安倍死亡。

安倍前首相遇襲倒地時情景

經過長達三年半的調查取證和十余次的公開庭審，奈良地方法院并采用“市民陪審員”制度，力求審案的公正、透明，避免政治化。

奈良地方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本案是一起極其惡質的犯罪行為，是對公共安寧與安全的極端惡性侵害。雖然最終將安倍前首相作為攻擊目標是臨近犯罪之際做出的決定，但為確保成功殺害目標，被告花費約一年的時間進行周密準備，其殺人行為的計劃性極高。”判決書指出：“被告雖然處于社會孤獨的狀態，卻從未主動尋求任何支援。被告已是40多歲的成年人，在事件發生前，他多次遭遇目的無法實現的障礙，例如槍支入手失敗、無法確認統一教會高層訪日行程等。這些障礙本應足以讓他認識到‘不能殺人’這一基本社會規范，并讓他懸崖勒馬、放棄殺人的念頭，但他卻沒有停下犯罪的腳步。結果的嚴重性不言而喻。受害者的妻子突然面對丈夫的死亡，承受了巨大的喪失感。”

判決書最后指出：“被告的成長經歷確實對其在人格形成上產生了一定影響，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遠因，這一點無法否認。但是，這些成長經歷不能認定對被告的犯罪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案是一起草率而自私的犯罪行為。”

法院最終作出判決，判兇手山上徹也無期徒刑。無期徒刑在日本是終身監禁，平均服刑在30年以上。山上聽了這一判決結果，面無表情。

兇手山上徹也在法庭上聽審情景

既然兇手的罪行如此嚴重，為什么沒判死刑？

首先是因為日本的死刑制度，本就極為謹慎。戰后憲法強調人權，死刑僅適用于“最嚴重犯罪”，且需最高法院最終確認，執刑還需要法務大臣親自批準。歷史上，日本死刑多見于連環殺人、多重受害或極端殘忍案件。1989年的“永山則夫連續殺人案”，被告殺害4人，被判死刑。這一審判結果，確立了日本新的死刑判決標準，稱為“永山標準”：考慮犯行性質、動機、受害人數、手段、社會影響等。相比之下，此次的山上槍殺安倍案，是單一目標暗殺，雖涉及政治人物，但未造成額外傷亡。這或許是避開山上死刑的一個關鍵：社會侵害雖大，卻非“最惡”級別。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日本司法對“情狀酌量”（酌情量刑）的嚴格把控。

辯護律師團極力主張減輕刑罰：山上徹也屬于“宗教二世”的受害者，成長過程中因遭受家庭宗教信仰導致的虐待和貧困，這扭曲了他的人格，應被視為“宗教被害者”。辯護方據此請求法院將刑罰控制在“最重判處20年有期徒刑”以內。

法院在判決中也承認山上成長經歷的不幸：“對統一教會的激烈憤怒，從他不幸的成長經歷來看，是可以理解的，無法說不合理。”這句表述非常具有日本司法的典型風格——理性而克制地表達同情，但絕不等于因此減刑。

緊接著，法院做出了明確的轉折：“被告的成長經歷確實對其在人格形成上產生了一定影響，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遠因，這一點無法否認。但是，這些成長經歷不能認定對被告的犯罪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一邏輯清晰地將“背景因素”與“直接責任”區分開來：成長經歷可以解釋山上為什么會積累仇恨，卻不能成為他最終跨越底線、選擇殺人的充分理由。法院以此拒絕了辯護方將不幸出身作為主要減刑依據的主張，確保量刑仍以犯罪行為的惡質性、計劃性和社會危害為核心。

判決后，辯護律師團舉行記者會，認為法院判決過重。

一些日本市民在奈良地方法院外舉牌要求輕判山上

安倍前首相出殯時，數萬東京市民上街送別。

那么，日本的法律專家們對于這一判決結果，持什么樣的看法呢？

中央大學法科大學院教授野村修也在電視節目出演中指出：“在陪審員制度下，量刑時會參考一個數據庫，對比以往類似案件的刑罰幅度。本案中，檢方指出，被告不僅制作槍支，還構成違反《刀槍法》的發射罪，并利用該武器實施殺人。使用非法制造的槍支實施殺人，通常會被判處更重刑罰，這正是此次量刑判斷的重要依據。同時，判決中明確認定，安倍前首相并不存在‘應當被殺害的重大過失’。此外，法院也將其死亡給昭惠夫人帶來的巨大喪失感，納入量刑考量。被害者及其家屬的情感，在量刑判斷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雖然昭惠女士秉持‘恨罪不恨人’的態度，但從客觀角度看，她所承受的巨大失落感，也從此次判決中清楚地體現出來。我認為這個判決是一個相當正當、合理的判決。”

日本前大阪市長、律師橋下徹在電視節目中表示，這份判決“法律上妥當”。他指出，社會輿論呈現兩極分化：一方將此案視為“對民主的恐怖襲擊”，強烈呼吁判處死刑；另一方則基于被告的不幸成長經歷，主張從輕量刑。法院巧妙避開了這兩個極端，判斷被告的成長經歷雖然值得同情，但并不構成直接減刑的理由。

2022年9月27日，安倍夫人手捧丈夫骨灰盒，出席國葬。

曾擔任東京地方法院審判官的清原博律師指出，從過去的裁判案例來看，使用槍支實施殺人的案件，幾乎全部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強調，雖然被告的成長經歷確實令人同情，但“這場審判的核心是被告與受害者安倍前首相之間的關系”。統一教會與安倍的關聯雖然存在，卻并非導致山上殺意的直接因果。法院最關鍵的問題始終是：“為什么安倍前首相必須被奪走生命？”正是這個中心疑問，使得被告的成長經歷“不宜被過多考慮”作為減輕刑責的依據。

曾擔任大阪地方法院審判官的八代英輝律師則稍帶遺憾地評論說：“或許在量刑時，對被告不幸的境遇多一些體諒和寄托會更好一些。”但他也承認，判決結果最終并未將這一因素反映進去。他預測，辯護方很可能會提出控訴。

這些法律專家的觀點一致認為，奈良地方法院的判決在法律邏輯上站得住腳：既充分認定了被告犯罪的惡質性和計劃性，又在酌情量刑上保持了嚴格的界限，避免了情緒化或極端化的量刑傾向。這一 “冷靜與平衡”，或許是山上為什么沒判死刑的核心：承認背景，同情不幸，卻不讓它遮蔽犯罪本質。

做為受害者家屬，安倍昭恵夫人在法院判決后發表了一份聲明，全文如下：

“今天奈良地方法院的判決，讓我終于感覺到，從丈夫驟然離世后那段漫長而痛苦的日子，總算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由衷感謝警察和檢察機關的所有工作人員，你們付出了巨大努力，收集并整理了海量證據，將事實真相完整呈現在大家面前；感謝法院和警方的各位，為了讓審判能夠順利進行，你們承擔了異常繁重的警備任務；也感謝法官和陪審員們，你們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審理了此案。特別是那些陪審員們，在忙碌的工作和家事之余，連續十五天以上全身心投入到這場審判中，我對你們致以最深的謝意。各位，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我希望被告人能夠勇敢地正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認真悔過，好好贖罪——他奪走了我生命中最珍貴、無法替代的家人，我的丈夫。

今后，我將繼續向前看，繼承丈夫的遺志，珍惜每一天，好好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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