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汽車退出中國市場已整整八年,這個曾以奧拓、雨燕等小型車占據中國家庭第一輛車市場的品牌,在 2018 年以 1 元轉讓長安鈴木 50% 股份的方式倉促離場,留下 “不向大車趨勢妥協” 的倔強宣言。
八年間,中國車市經歷新能源浪潮與本土品牌崛起的劇烈變革,而鈴木轉頭深耕印度市場,創下銷量新高。從數據與布局來看,這家日本車企似乎正享受著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的紅利,但深入剖析其全球處境,答案遠比表面更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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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與中國市場的淵源始于 1993 年,彼時它與重慶長安汽車合資成立長安鈴木,將成熟的小型車技術帶入尚處起步階段的中國車市。奧拓憑借 3 萬余元的親民售價、百公里 5 升的超低油耗,成為改革開放后無數家庭的首款汽車,在城市出租車市場更是占據半壁江山。
雨燕、天語 SX4 等后續車型延續了 “省油耐用” 的標簽,2005 年長安鈴木年銷量一度突破百萬輛,在經濟型轎車市場的份額長期穩定在 15% 以上,成為中國車市 “小車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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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發生在 2010 年代,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汽車消費從 “代步工具” 向 “身份象征” 轉變,大空間、高配置的 SUV 與中型轎車成為市場新寵。
軸距加長、全景天窗、智能車機等配置成為車企競爭的焦點,而鈴木卻固守 “小車基因”,車型更新僅停留在外觀微調,既未針對中國市場加長軸距,也未跟進智能配置潮流。2011 年,長安鈴木銷量降至 22 萬輛,到 2017 年僅剩 10 萬輛,經銷商庫存系數高達 3.2,遠超 1.5 的警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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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2018 年鈴木日本工廠曝出燃油經濟性數據造假事件,涉及車型包括在中國銷售的維特拉等主力產品,但其在中國市場未啟動大規模召回,僅以 “軟件升級” 應對,嚴重透支了消費者信任。
面對持續下滑的業績,時任鈴木董事長鈴木修公開表態:“鈴木不會為了迎合市場而改變小型車路線”,這番宣言成為其退出中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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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鈴木正式與長安汽車達成協議,以 1 元價格轉讓所持長安鈴木全部股份,僅保留品牌授權。
長安汽車后續將長安鈴木更名為重慶鈴耀汽車有限公司,逐漸停售鈴木舊款車型,如今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原鈴木 4S 店已全部轉型銷售長安自主品牌,僅保留少量售后維修業務,鈴木官網也早已關閉,這個曾經的 “國民品牌” 在中國市場徹底 “查無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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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業內對此評價兩極:有人認為鈴木過于頑固,錯失中國車市黃金發展期;也有人認為其及時止損,避開了后續新能源轉型的巨額投入。
退出中國后,鈴木將戰略重心全面轉向印度市場,這個與 1990 年代中國有著相似特征的市場,成為其新的增長引擎。早在 1981 年,鈴木就與印度馬魯蒂汽車合資成立馬魯蒂鈴木,憑借對當地市場的深刻理解,推出適配印度狹窄道路、擁堵路況的小型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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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兩廂車、Dzire 三廂轎車、Brezza 小型 SUV 等車型,以每公里 0.3 元的使用成本、靈活的車身尺寸,精準契合印度家庭的用車需求,馬魯蒂鈴木的市場份額常年穩定在 40% 以上。
2025 年,馬魯蒂鈴木全年銷量達 235 萬輛,單月最高銷量突破 21.7 萬輛,出口量達 39.5 萬輛,連續五年蟬聯印度汽車出口冠軍,其中電動車型 e Vitara 從印度工廠下線后,成功出口歐洲市場,成為鈴木重返歐美市場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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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鞏固優勢,鈴木在印度持續加碼投資,投入 42 億美元在古吉拉特邦建設第二工廠,設計產能 200 萬輛,加上哈里亞納邦的新工廠,到 2030 年其在印度的總產能將沖擊 400 萬輛。目前,印度市場貢獻了鈴木全球 60% 以上的銷量和 90% 的海外利潤,成為支撐其全球業務的核心支柱。
2025 年,盡管鈴木全球上半年銷量 161 萬輛,同比下降 6%,跌出全球車企銷量前十,被比亞迪、吉利等中國品牌超越,但憑借印度市場的強勁表現,其營業利潤仍保持在 4.2% 的健康水平,財務狀況遠優于同期陷入虧損的日產、三菱等日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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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期數據看,鈴木似乎沒有理由為退出中國感到后悔。它不僅避開了中國車市新能源轉型的 “燒錢大戰”,更在印度市場收獲了遠超預期的回報。但表面繁榮背后,隱憂已然顯現。
全球電動化浪潮的沖擊首當其沖,印度政府已出臺政策,要求 2030 年新能源汽車占比達到 30%,而鈴木在電動化領域起步緩慢,其首款純電動車型 e Vitara 續航僅 500 公里,且核心三電技術需依賴與豐田、大發的聯合開發,2024 年 11 月才宣布以貼牌方式向豐田供應電動車,技術自主性遠不及中國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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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的脆弱性更暴露了其戰略短板。2025 年 6 月,中國實施稀土出口管制,鈴木在日本的 Swift 車型因缺少稀土永磁電機部件,被迫停產三天,這一事件揭開了其對中國零部件的深度依賴 —— 即便退出中國市場,鈴木全球車型仍有 23% 的零部件來自中國供應商,其中電動化所需的電池材料、芯片等關鍵部件,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來源。
在東南亞市場,鈴木泰國工廠因不敵比亞迪、MG 等中國品牌的價格攻勢,于 2025 年被迫關閉,進一步凸顯其在新興市場競爭中的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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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國車企已開始進軍印度市場,比亞迪元 PLUS、MG ZS EV 等電動車型憑借更長續航、更低價格,在印度高端電動車市場占據 12% 的份額,直接沖擊鈴木的潛在增長空間。
歐洲市場上,中國品牌的電動車型也以每年 20% 的增速擴張,鈴木從印度出口的 e Vitara 面臨雙重夾擊。這種 “中國玩法” 的全球滲透,讓鈴木賴以生存的 “小車優勢” 逐漸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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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高層從未公開表示后悔退出中國市場,反而在 2025 年的全球戰略發布會上重申 “印度中心” 策略,計劃未來三年投入 50 億美元用于印度市場的電動化轉型。
但這種堅持背后,是對全球市場變化的無奈妥協 —— 中國市場已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技術與制造的中心,比亞迪的刀片電池、寧德時代的鈉離子電池等技術突破,正在重新定義行業標準,鈴木若想在電動化時代占據一席之地,繞不開與中國供應鏈的合作,也避不開中國品牌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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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鈴木,如同在兩條軌道上奔跑的選手:在印度市場,它仍享受著小型車紅利,短期業績無憂;但在全球電動化賽道上,它已落后于中國品牌,且差距正在拉大。
八年前退出中國的決定,讓它避開了一場 “淘汰賽”,卻可能讓它錯失下一個 “黃金時代”。鈴木是否后悔,或許不在于當下的銷量數據,而在于未來十年,當印度市場也全面轉向電動化時,它能否拿出與中國品牌抗衡的技術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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