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下令密殺盧漢，盧漢成功救下九十余人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旗迎風飄揚，毛主席的莊嚴宣告響徹華夏大地，舉國歡騰。

但遠在西南邊陲的云南卻是一派風雨欲來的陰霾景象。

就在這片尚未解放的土地上，國民黨的密令悄然傳至，云南王盧漢手中的電報仿佛烙鐵，滾燙灼手。

老蔣命他立即槍決九十多名進步分子。

他是如何在眾目睽睽下周旋？又是如何在危局中守住良知底線，將一場政治清洗化為無形？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紅旗飄揚，毛主席莊嚴宣布新中國的成立，舉國上下盡是歡騰的喜悅。

而在兩千公里之外的云南昆明，綏靖公署大樓的窗欞卻緊閉如鐵，室內的氣壓低得令人幾乎喘不過氣。

盧漢關掉收音機，他并不是第一次聽到新中國這三個字，但當毛主席的聲音透過電波傳來那一刻，他忽然感受到一種久違的震動。

那是一種近乎命運敲門般的召喚。

那不是一封普通的電報，而是來自蔣介石親自簽署的“絕密手令”，槍決九十余名涉勾結共產黨的進步分子。

字里行間，殺氣逼人。

盧漢曾經也是老蔣麾下令行禁止的悍將，多少次簽發過類似的命令，從未猶豫，但這一次，他卻不敢輕易落筆。

因為名單上那一個個名字，并不是泛泛之輩。

他認得其中不少人，有的是云南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學者，有的是他麾下官兵中尊敬的戰地醫生，還有一個人，楊青田，更是他親自派人聯系過的中共地下黨接頭人。

這些人不是簡單的共產黨嫌疑，而是他日夜籌謀云南和平起義、與共產黨秘密談判的關鍵力量。

此時此刻，他如果在名單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無異于親手斬斷退路，把自己綁上蔣介石的戰車，一腳踏入血海，終生難返。

他隱隱覺得，這像是蔣介石精心布下的一記借刀殺人。

更糟的是，這封電報的時機來得太巧。

他清楚地記得，不久前他與中共方面才敲定了初步的起義計劃，而香港的幾家報紙上竟神乎其神地登出了“云南將有異動”的新聞。

果不其然，他隨后接連接到幾封電報，要求他親赴重慶面談。

其意圖，明眼人都看得出，要么是施壓勸服，要么就是變相扣押。

盧漢沒有立刻動身，他深知，赴渝一趟，兇多吉少。

他更擔心的，是那些隨他多年的滇軍將士，一旦他一去不返，云南局勢將徹底落入老蔣的掌控，幾十萬滇軍將血灑云嶺山川，而云南的和平夢想也將化為泡影。

他思前想后，最終對心腹龍澤匯低聲交代：

“若我在重慶被扣，不必顧我，立即按既定方案起義。”

可計劃再周全，也敵不過現實突變。

蔣介石沒有強行留住盧漢，卻以更加陰險的方式布下棋局。

他命毛人鳳親赴昆明，以整肅特務、清查奸細為名，強行展開九九整肅大行動，明面是肅清匪諜，實則借此機會大肆插手云南軍政權力，借特務之手逼迫盧漢站隊。

盧漢在一次臨時會議上接到通知，昆明已有數百人遭逮捕，且名單仍在不斷擴大。

他感到自己的身邊已被層層包圍，尤其是沈醉，那位名義上受他調遣、實則直隸于毛人鳳的保密局高官，幾乎日夜出入省府。

這個人，表面恭順，實則城府極深，如今正坐在外頭等他簽字，便可依程序推進“正法”流程。

一簽字，等于自絕于人民，若不簽，便是公開抗命，特務那邊的槍口隨時可以對準他這個云南王。

他閉上眼睛，仿佛看見那九十余名正等候命運審判的人，一個個面龐并不陌生，他們不是敵人，而是他曾經希望帶上新中國列車的同行者。

而他，決定不再做那條拴在電報線上的傀儡。

盧漢已有決定，但硬碰硬絕非良策。

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昆明城如今早已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毛人鳳的保密局插足之深，幾乎到了隨時能調走警衛、封鎖省府的地步。

更別提沈醉這個釘子，他得另想辦法。

“這案子牽連甚廣，殺的人太多，罪證若不能確鑿，難服眾望，我建議，交給軍法處按照法定程序處理，案子這么大，還是要五人會審，才公允。”

這一句話，滴水不漏，實則打亂了整盤棋局。

沈醉當然知道交軍法處意味著什么，軍法處要走程序，要審查案卷，要組織會審，每一道程序，都足夠拖上幾日甚至幾周。

他立刻將盧漢的建議上報，沒多久，蔣介石那邊竟然也答應了。

因為這提議看起來并不過分，五人會審，中央指派三人，云南指派兩人，從名額上講，中央占優，蔣介石還自以為自己掌控了關鍵，這或許正中盧漢下懷。

但真正的精妙之處不在名額，而在布陣。

盧漢暗地里迅速行動，派出心腹劉漢章出任案件主辦軍法官，另任楊振興為軍事法庭審判長。

這兩人，一個是他的遠親，另一個則是受其多年提拔的部下，關系極深。

更關鍵的是，他們與中共地下組織亦有情誼。

他指示人手對蔣介石任命的三名代表展開接待，這不是簡簡單單的接風洗塵，而是帶著深意的圍獵。

美酒佳肴、金條賄賂，甚至安排歌女作陪、郊游散心。

這些來自“中央”的官員，在云南的土地上逐漸松了警覺、散了骨氣。

而另一邊，盧漢也沒放松對看押權的控制。

他以綏靖公署的名義下令，所有被捕人員一律轉押陸軍監獄，且未經他本人或公署批準，任何人不得提審、轉移、會見。

此命令表面合乎流程，實則是在悄悄將生命的閥門握在自己手中。

看押權到手，審判權控制，三名中央代表心甘情愿配合，至此，那張氣勢洶洶的死囚名單，便如一條被拔了牙的毒蛇，雖仍翻滾，卻已不足為懼。

會審的程序緩慢展開，每日皆有開庭，每案必閱卷，每項都要再三復查。

最初圈定的槍決名單，經過一輪輪合法審查，數字逐漸縮。

毛人鳳自然看得出這背后的溫吞火，可他又無可奈何，盧漢并未違命，沈醉也無法直接動手，因為連監獄調令都在盧漢手中。

而蔣介石那邊，則處于兩難之間，若強硬逼迫，恐逼盧漢徹底反水，若放任不管，又有損強硬姿態。

于是他選擇繼續觀望，期望名單雖縮，終能落筆。

而這，便成了盧漢最珍貴的籌碼，時間。

審判程序已拖延兩月有余，各方勢力仿佛都在按捺著什么，等待一個結果，等待那場尚未落下的殺令。

原本聲勢浩大的九九整肅，如今已從最初的四百多人、兩百人，一路“篩減”到了九十余人。

沈醉坐不住了，他看得出來盧漢在磨洋工，但偏偏又挑不出明面的問題。

眼見名單遲遲不批，他索性另辟蹊徑，直接向臺北拍電報求示。

他相信，只要委員長親自下令，盧漢便再無回旋余地。

很快，臺北的回電到了，紙張潔白，字跡如刀，八字短語：

“情有可原，罪無可逭。”

既然情歸情，法歸法，那就沒得談了。

他知道，盧漢若再拖延，便是抗命，這個圈套，已經布到了最后一環。

他那晚未眠，最終，他決定賭一次。

第二日清晨，他獨自悄悄離開綏靖公署，來到城西郊區，只帶著那封電報。他來求助的對象，是一位早已歸隱不問政事的老人，李根源，外號山中宰相。

李根源是誰？舊時云南講武堂的創始人，手握民望極高的耆宿，也是昆明上下無人不敬的士林泰斗。

盧漢年少時曾受其提攜，如今他只信此人能指點迷津。

他未發一言，靜默良久，忽而提筆，在幾個字之間，畫上了一個反勾。

這一筆不重，卻像在命運的棺蓋上撬開了一道縫。

盧漢望著那反勾處，心頭頓生波瀾。

他反復默念：“罪無可逭，情有可原，情有可原，罪無可逭。”

意思相同嗎？不！順序一變，語氣已然截然不同。

前者是“雖有情，但罪不容赦”，后者卻是“雖有罪，尚可通融”。

這一筆，無異于點石成金。

他哪里知道，那一筆反勾，已將白紙黑字的處決令變作赦免通牒。

昆明的11月，那九十余人的名單雖因反勾一筆暫緩執行，但這只是一道“紙上煙幕”，隨時可能被臺北方面一紙訓令扯破，一切功虧一簣。

就在此時，天賜轉機。

11月中旬，代總統李宗仁即將抵達云南視察，他多年來表面稱臣、實則明爭暗斗，尤其在蔣下野之后更是頻頻對其掣肘。

這樣的人，此刻若能站在自己這一邊，那便是天上掉下來的尚方寶劍。

盧漢決定孤注一擲。

李宗仁尚未抵達，盧漢便親自安排迎接方案，動員昆明上萬群眾夾道歡迎，力求營造“民心歸附”的盛大場面。

果然，11月20日，李宗仁抵昆，看到這大場面，果然滿意。

盧漢親自登車迎駕，笑容熱忱，不只是場面大，更是氣氛正好。

那夜，紅燈高掛，觥籌交錯，待酒意微醺，盧漢便趁熱打鐵，壓低嗓音，緩緩吐出幾句久藏于心的苦衷：

“現在局勢動蕩，滇中百姓惶惶不安，我這頭為難，委員長一封密令，就要殺九十多個本地賢達，毛人鳳、沈醉只認血腥肅反，我若真簽字，云南的民心可就徹底散了。”

李宗仁聽完，放下酒杯，沉默片刻，眼神一凜，說出一句話：

“永衡，你還把他當委員長？”

盧漢一怔，隨即低頭不語，似是沉痛，實則暗喜。

當晚宴結束后，盧漢立即授意李根源等人組織聯名請愿，動員各界代表，頭面人物，集體上書李宗仁，建議從寬處理此次案件。

第二天，李宗仁便在請愿書上批示：

“一切交由盧主席從輕處理。”

這瞬間將蔣介石親批的罪無可逭頂了回去。

盧漢拿到手諭，長吁一口氣，當天下午，他親自簽字下令，命軍法處立即釋放未定罪羈押人員，包括那九十余人全部在列。

至此，那張懸掛在生命與死亡之間、令無數人夜夜難眠的密殺名單，終于徹底作廢。

沈醉雖惱，卻無可奈何。

他雖歸中央保密局統領，但李宗仁是代總統，他若敢違逆，便是公然叛命。

蔣介石在臺北遠水不解近渴，此事已成定局。

而這一切，雖始于暗斗，卻終于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