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空氣凝固得像要滴出水來。
法官手里的法槌重重落下,“遲群,有期徒刑18年!”
站在被告席上的遲群,那張曾經不可一世的臉瞬間煞白,整個人像被抽了骨頭一樣。
可奇怪的是,那個當年跟遲群形影不離、鬧得比誰都歡的“女將”謝靜宜,卻根本沒站在被告席上。
這下子,圍觀的老百姓炸鍋了,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怎么一個把牢底坐穿,一個卻能大搖大擺回家?
01
這事兒,還得從1953年那個春天說起。
那時候的謝靜宜,還不是后來那個讓清華教授們聞風喪膽的“謝書記”,就是個從河南商丘來的小姑娘,才17歲,一臉的稚氣。
她運氣是真好,剛從軍委機要學校畢業,就一腳踏進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局。
那地方是啥級別?那是給這國家最高層傳文件的地方,能進那里的人,那是祖墳上冒了青煙,根正苗紅是必須的,嘴巴還得跟縫了針一樣嚴實。
沒過幾年,這姑娘憑著做事細心、嘴巴嚴,直接被調到了毛主席身邊當機要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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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干,就是17年。
主席對她是真不錯,平時都不叫全名,一口一個“小謝”叫著,親切得就像自家晚輩,這種待遇,在中南海里頭可不多見。
有這么個事兒,特別能說明問題。
有回主席坐專列出巡,那時候正是困難時期,老百姓日子過得緊巴,地里頭能有點吃的都不容易。
謝靜宜那會年輕,也不懂那么多規矩,趴在窗戶邊看風景,眼尖,瞅見外頭有個老太太在收麥子,動作有點不對勁。
她指著窗外大喊:“主席快看,有人偷麥子!”
這嗓子喊得,車廂里的人都愣了,要是換個別人,在領導休息的時候大呼小叫,還是這種小事,早挨批了。
可主席沒生氣,反而還要她小聲點,別驚著那老農,嘴里還念叨著老百姓日子苦,要是吃得飽,誰愿意去偷那點還沒熟的麥子。
那時候的謝靜宜,也就是個單純的傳聲筒,心思簡單,也沒想過以后要當多大的官。
主席看重的就是她這份單純,覺得這孩子沒心機,用著放心。
她在主席身邊這么多年,可以說是看著風云變幻,但那時候她還只是個旁觀者,是個送信的。
誰能想到,這單純的姑娘后來心也野了,權利這東西,真是能改變一個人的骨血。
到了1968年,這年頭亂啊,清華、北大兩所頂尖學府鬧得不可開交,學生老師都不上課了,天天搞派系斗爭,把個好好的校園搞得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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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看著心里著急,大手一揮,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得把這局面給穩住。
這可是個肥差,也是個險差,派誰去呢?主席想到了自己身邊的這些“身邊人”。
謝靜宜也就跟著去了,這一去,可就是鯉魚躍龍門,直接從幕后走到了臺前。
到了學校,她這個“小謝”搖身一變,成了掌握生殺大權的“謝大人”。
她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也就是個初中生水平,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根本不是問題,只要上面有人信你,你就是真理。
她跟那個叫遲群的搭檔,兩人在清華園里那是說一不二。
遲群這人,是8341部隊出來的,搞宣傳的一把好手,那是典型的“筆桿子”加“槍桿子”,性格強硬,做事狠辣。
而謝靜宜呢,她是“通天”的,她能直接見到主席,能直接把學校里的事兒遞到海里去。
這兩人一文一武,一內一外,配合得那是天衣無縫。
以前那些個學富五車的大教授、老專家,見了他倆都得低著頭走路,大氣都不敢喘。
你想想,那些個學術泰斗,平時那是多么驕傲的人,在這兩個年輕人面前,被訓得跟孫子似的,這反差,看著都讓人心里發堵。
謝靜宜剛開始可能還有點不適應,畢竟以前只是個聽喝的秘書,現在成了發號施令的領導。
但人這種生物,適應能力是真強,特別是適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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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了權,周圍全是阿諛奉承的人,今天這個喊“謝書記英明”,明天那個喊“謝書記指示得對”,這迷魂湯一灌,謝靜宜這心態也就飄了。
她開始覺得,自己那點初中文化也不算啥,指點江山比那些讀了一輩子書的老教授還要在行。
02
在清華的那幾年,謝靜宜和遲群那是真的狂。
他們搞了個“梁效”寫作班子,這名字聽著挺文雅,其實就是個專門寫大批判文章的火藥桶。
這個寫作班子,那是當時輿論場上的一支“毒箭”,指哪打哪,誰要是被他們盯上了,那就等著倒霉吧。
謝靜宜負責傳達上面的“精神”,遲群負責組織人手炮制文章,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多少人被打得翻不了身。
那時候的清華大學,與其說是個學校,不如說是個政治斗爭的演練場。
正經的課沒法上,實驗室里全是灰,老師們不敢搞科研,學生們忙著寫大字報。
謝靜宜呢,她也不覺得自己是在瞎折騰,她覺得自己這是在干大事,是在緊跟形勢。
她跟江青那幫人走得越來越近了。
江青那是誰?那是當時呼風喚雨的人物,她看上了謝靜宜這個“通天”的渠道。
江青拉攏謝靜宜,那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又是送東西,又是噓寒問暖,還經常把謝靜宜叫到釣魚臺去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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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靜宜哪見過這陣仗,很快就覺得自己也是個人物了,是“核心圈”里的人了。
她甚至產生了能左右政局的幻覺,覺得自己說的話,那就代表了上面的意思。
這種錯覺,最致命。
1975年,局勢開始有了點變化。
小平同志復出了,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大刀闊斧地搞整頓。
老百姓那是真高興啊,這亂哄哄的日子終于要有盼頭了,火車準點了,工廠冒煙了,學校也能安安靜靜上課了。
但是,這整頓,就動了有些人的奶酪。
清華大學那可是謝靜宜和遲群的“獨立王國”,怎么能容忍別人來插手?
那時候,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這是個老干部,實在是看不下去謝靜宜和遲群在學校里胡作非為。
劉冰心里苦啊,這好好的大學被糟蹋成什么樣了?
他也是個硬骨頭,憋了一肚子火,決定要告狀。
但是,他也知道謝靜宜的背景,直接告是告不倒的,得找個能遞上話的人。
劉冰想到了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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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劉冰先后給主席寫了兩封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這信,是通過小平同志轉交給主席的。
這本來是個正常的組織程序,下級向上級反映問題嘛。
但是,這事兒被江青她們知道了,那還了得?
這不僅僅是告謝靜宜的狀,這是在打她們的臉,是在挑戰她們的權威。
更重要的是,這是個絕佳的借口,可以把矛頭對準那個正在搞整頓、讓她們恨得牙癢癢的小平同志。
謝靜宜這時候,已經完全成了江青的“炮筒子”。
她對劉冰那是恨之入骨,覺得這老頭是在找死。
同時,她也把怨氣撒到了轉信的小平同志身上。
她覺得,要是沒有小平同志撐腰,借劉冰十個膽子,他也不敢寫這封信。
這場風波,很快就從清華園擴散到了整個政壇。
一場針對小平同志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這樣被這幫人給煽動起來了。
謝靜宜在這個過程中,那是跳得最高的幾個人之一。
她跑前跑后,搜集“黑材料”,組織批斗會,忙得是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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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覺得自己這是在立功,是在保衛“成果”,殊不知,她這是在把自己往絕路上推。
那時候的北京,空氣里都彌漫著火藥味。
老百姓雖然嘴上不敢說,但心里都跟明鏡似的,知道誰在干實事,誰在瞎折騰。
謝靜宜她們搞的那一套,不得人心啊。
但是,身在局中的謝靜宜,已經被權力的欲望蒙住了雙眼,她看不見老百姓的冷眼,也聽不見歷史的雷聲,她只聽得見江青她們的歡呼聲。
03
最狂的時候是在1976年。
那年3月,政治局開會。
這可不是一般的會議,這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關鍵時刻。
那時候,周總理剛剛去世不久,全國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有些人卻在暗自竊喜,覺得搬掉了一塊大石頭。
小平同志正在主持整頓工作,不想讓這幫人再折騰了,這就惹惱了江青她們。
會上,氣氛緊張得要命,連空氣都不流通了。
就在大伙都沉默的時候,謝靜宜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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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仗著自己是主席身邊的人,覺得手里有“尚方寶劍”,竟然當著那么多老帥、老將軍的面,直接把矛頭對準了鄧公。
那場面,真是讓人看了都覺得荒唐。
一個只上過中學的機要員,居然指著在這個國家干了一輩子革命、立下赫赫戰功的領導人鼻子罵。
她在那口沫橫飛,歷數鄧公的“罪狀”,說什么“復辟狂”,說什么“還在走資派的道路上”。
她情緒激動到指指點點,那架勢,仿佛她才是真理的化身,仿佛她才是這個國家的審判者。
在場的老帥們,一個個臉色鐵青,有的氣得手都在哆嗦。
葉帥坐在那里,眉頭緊鎖,手里的鉛筆都要被捏斷了。
李先念同志閉著眼睛,不想看這個跳梁小丑的表演。
但是,沒人說話。
那時候的形勢太復雜了,誰也不敢輕易表態,大家都憋著一股氣。
鄧公呢?
就坐在那,一言不發,像座山一樣。
他臉上沒有什么表情,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恐懼,只有一種深沉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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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著謝靜宜,就像看著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在撒潑,又像是在看一場拙劣的鬧劇。
這種沉默,比任何反駁都更有力量。
謝靜宜罵累了,見鄧公不接招,心里可能也有點發虛,但更多的是一種被無視的惱怒。
她以為自己的攻擊能讓鄧公驚慌失措,能讓鄧公低頭認罪,但她錯了。
真正的戰士,是不會被這種蒼蠅的嗡嗡聲給嚇倒的。
這時候的謝靜宜肯定想不到,她這會兒跳得有多高,幾個月后摔得就有多慘。
她以為自己站在了風口上,能飛上天,其實她只是站在了懸崖邊,一陣風就能把她吹下去。
那幾個月,北京城里發生了很多事。
四五運動爆發了,老百姓涌向天安門廣場,用花圈和詩歌來表達對總理的懷念,對那幫人的憤怒。
謝靜宜她們慌了,派人去鎮壓,去抓人。
她們以為靠棍棒和手銬就能封住老百姓的嘴,就能擋住歷史的車輪。
但是,人心是封不住的。
謝靜宜坐在小汽車里,看著窗外憤怒的人群,她心里有沒有過一絲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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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吧,但很快就被權力的快感給淹沒了。
她繼續跟著江青她們跑,繼續在各種會議上叫囂,繼續做著接班的美夢。
江青甚至還提名她當人大副委員長,這可是國家領導人的職位啊。
謝靜宜聽了,心里那個美啊,覺得自己這輩子算是值了。
她哪里知道,這不過是黃粱一夢,醒來就是萬丈深淵。
04
1976年10月6日,這天是個大日子,是中國歷史上必須要記住的一天。
這一天,北京的天空特別藍,但中南海里的氣氛卻異常緊張。
懷仁堂里,一場驚天動地的行動正在悄悄展開。
葉帥、華國鋒同志他們,經過周密的部署,決定對那“四人幫”動手了。
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贏了,中國就有救了;輸了,后果不堪設想。
晚上,那幾個人被一個個叫到了懷仁堂,說是開會,其實是甕中捉鱉。
王洪文進去了,沒多久就被制服了;張春橋進去了,也是束手就擒;江青還在做著女皇夢,結果直接被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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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還在做著升官美夢的謝靜宜,也迎來了她的結局。
她當時可能還在想,今天的會議是不是又要批斗誰,是不是又要給她升官。
結果,等待她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冰冷的手銬。
當工作人員出現在她面前,宣布對她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謝靜宜整個人都懵了。
她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前一秒還是座上賓,后一秒就成了階下囚,這落差,實在是太大了。
她想反抗,想喊人,但是哪還有人聽她的?
以前那些圍著她轉的人,早就跑得沒影了。
這一關,就是好幾年。
大家都覺得,憑她在清華干的那些事,憑她罵鄧公那股子勁兒,怎么也得判個重刑吧?
你看那個遲群,那是真頑固,進了局子還覺得自己沒錯。
他在審訊室里,還是那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問什么都不說,或者就是在那背語錄,跟審訊人員頂牛。
遲群覺得,只要他不開口,只要他硬抗,外面的形勢說不定還會變,他還有翻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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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呢?直接領了18年“長期飯票”。
但是,謝靜宜不一樣。
她在被抓進去之后,心理防線很快就崩了。
她畢竟只是個小秘書出身,沒什么深厚的政治根基,也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考驗。
以前那是有人撐腰,她敢狐假虎威;現在靠山倒了,她那點膽子也就嚇破了。
據說,她在里面天天哭,精神狀態差得很。
審訊人員還沒怎么上手段,她就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05
到了1983年宣判的時候,謝靜宜這兒畫風突變。
那是冬天,北京的風刮在臉上生疼。
審判大廳里,莊嚴肅穆。
遲群被押上來的時候,頭發都白了,眼神也沒了往日的兇光,但還是梗著脖子。
判決書讀下來:“遲群,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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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群聽完,身子晃了晃,差點沒站住。
這18年,意味著他的下半輩子都要在鐵窗里度過了,出來也就是個糟老頭子了。
輪到謝靜宜的時候,大家都伸長了脖子,想看看這個當年大罵鄧公的女將是個什么下場。
結果,法院給的說法是:免予起訴。
這四個字一出來,旁聽席上是一片嘩然。
很多人不理解啊,她干的壞事不比遲群少啊,清華也是她管的,鄧公也是她罵的,憑什么她就能回家?
其實,這里面有講究。
第一,因為這人“識時務”。
被抓進去之后,謝靜宜沒像遲群那樣硬抗。
她腦子轉得快,知道大勢已去了,再硬抗只能是自討苦吃。
審訊人員問啥說啥,不僅把自己的事兒交代得清清楚楚,認罪態度極好,還把江青那幾個頭頭的罪行揭發了個底朝天。
這在法律上叫“有立功表現”。
那時候為了徹查“四人幫”的罪行,需要內部人員的指證,謝靜宜的證詞,那是很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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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供了很多關鍵的細節,幫著把那幾個人的罪狀給坐實了。
第二,她的身體狀況也是個原因。
醫生診斷她當時精神狀態有點問題,說是患了精神分裂癥,或者是神經衰弱很嚴重。
她在看守所里,經常神神叨叨的,有時候大哭大笑,看著確實不像個正常人了。
法律上講究人道主義,對于這種精神有疾病的人,在量刑上是會考慮寬大的。
而且,從政治責任上來說,她雖然是個急先鋒,但畢竟不是決策者,她更多的是一個執行者,一個傳聲筒。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那張嘴救了她的命。
她那一低頭,那一招供,把自己從重罪的邊緣給拉回來了。
就這樣,那個曾經在清華園里呼風喚雨、在政治局會議上指點江山的女人,居然全身而退了。
這結局,真是讓人不得不感嘆命運的離奇。
遲群在牢里蹲著,看著鐵窗外的月亮,不知道心里是個什么滋味。
他要是當初也軟一點,也招一點,是不是也能少判幾年?
可惜,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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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出來后的謝靜宜,徹底老實了。
她也知道自己以前干的那些事不地道,得罪了太多人,也沒臉再在公眾面前晃悠了。
她隱姓埋名,過起了普通老太太的日子。
住在北京的一個普通小區里,每天買買菜,遛遛彎,跟鄰居大媽們聊聊家常。
鄰居們誰也不知道,這個看起來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當年竟然是敢指著鄧公鼻子罵的人物。
她絕口不提當年的那些風光和荒唐,仿佛那一段記憶被她從腦子里刪除了。
倒是寫了不少回憶主席的書,像什么《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之類的。
書里頭,字里行間全是敬仰,全是溫情。
她回憶主席怎么關心工作人員,怎么教導她做人,怎么在這個國家的大事小情上操心。
那時候的文字,讀起來特別誠懇,仿佛她又變回了當年那個單純的“小謝”。
也許,在她心里,那段在主席身邊的日子,才是她人生中最美好、最值得留戀的時光。
至于后來那幾年的瘋狂,那是被權力的魔鬼附了體,是一場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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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謝靜宜在北京病逝,活了81歲。
她走得很安靜,沒有引起太大的轟動。
相比于遲群那種在牢獄中抑郁而終的結局,謝靜宜算是善終了。
從河南商丘的一個小姑娘,到通天的人物,再到階下囚,最后又能安享晚年。
這一輩子,也算是坐了一回超級過山車,忽上忽下,驚心動魄。
有時候想想,人這一輩子,站錯隊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錯誤的路上狂奔還不自知。
遲群就是那個不知道剎車的人,最后車毀人亡。
但謝靜宜最后那一低頭,不管是出于真心悔過,還是出于求生本能,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后半生。
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識時務者為俊杰吧?
不過,歷史這本賬,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雖然她逃過了法律的嚴懲,但她在歷史上留下的那個名聲,那段罵鄧公的“光輝事跡”,是永遠也洗不掉的。
每當人們提起那個荒唐的年代,提起那場會議,總會想到有這么一個女人,曾經那么瘋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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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就是對她最大的懲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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