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余承東

余承東，1969年出生于中國安徽省六安市霍邱縣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是中國科技產業最具代表性、爭議性與影響力的企業家之一。他以強硬果敢的個性、戰略遠見的布局能力以及對技術極致追求的精神，在華為這家全球通信巨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20世紀90年代初加入華為，到21世紀初執掌終端業務，再到如今全面主導智能汽車解決方案（HI）和鴻蒙生態體系，余承東的職業生涯幾乎與中國高科技產業崛起的全過程同步。他的成功不僅體現在產品銷量與市場份額上，更在于其推動中國企業在核心技術領域實現自主可控的戰略突破；而他的失敗，則多源于激進策略帶來的短期陣痛、市場誤判以及外部環境劇變下的被動調整。世人對他的評價兩極分化：有人稱其為“民族科技脊梁”，也有人批評他“好大喜功”；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褒貶，余承東已成為中國科技自主創新浪潮中的標志性人物。

余承東的成長經歷奠定了他堅韌不拔的性格基礎。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農村孩子想要走出大山，唯有依靠教育。他憑借優異成績考入西北工業大學，主修自動控制專業，后繼續攻讀碩士，研究方向為電磁場與微波技術。這段工科背景為他日后深入理解通信與芯片技術打下了堅實基礎。1993年，研究生畢業的余承東加入剛剛起步不久的華為，彼時公司年營收不足10億元，員工僅千余人，正處在從交換機代理向自主研發轉型的關鍵階段。余承東最初被分配到無線產品線，負責GSM基站研發。當時中國通信市場被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等歐美巨頭壟斷，國產設備被視為“低端替代品”。余承東帶領團隊夜以繼日攻關，僅用兩年時間就推出華為第一代GSM基站，性能穩定且成本遠低于外資品牌，迅速打開國內市場，并開始向海外新興市場出口。這一戰，不僅讓華為在無線通信領域站穩腳跟，也讓余承東在公司內部嶄露頭角。

進入21世紀，余承東被派往歐洲開拓海外市場。彼時華為在歐洲幾乎無人知曉，客戶對其技術能力充滿懷疑。余承東采取“技術先行、服務至上”的策略，親自帶隊演示設備性能，承諾7×24小時響應故障處理。在德國、英國、荷蘭等國，他用實測數據和快速交付能力逐步贏得運營商信任。到2005年，華為歐洲區銷售收入首次超過國內，成為公司全球化戰略的重要轉折點。余承東也因此被任命為華為無線產品線總裁，全面負責全球無線業務。在他的領導下，華為率先投入4G LTE技術研發，并在全球標準制定中爭取話語權。2010年前后，華為已成長為全球第二大通信設備供應商，僅次于愛立信，而余承東正是這一躍升的核心推手之一。

然而，真正讓余承東走向公眾視野的，是他2011年臨危受命接手華為終端業務。彼時華為手機業務處于混亂狀態：產品線龐雜，貼牌生產為主，缺乏品牌定位，利潤率極低。公司內部甚至有聲音建議砍掉終端業務，專注通信設備。但任正非力排眾議，將余承東調任終端CEO，并給予其充分授權。余承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砍產品”——將原有的300多款手機型號削減至不到20款，聚焦高端市場，打造自有品牌。他提出“不做低端機，要做世界第一”的口號，引發內部巨大爭議。許多老員工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畢竟當時蘋果和三星已牢牢占據高端市場，中國品牌連中端都難以突破。但余承東堅持己見，2012年推出P1，2013年發布Mate 1，雖初期銷量平平，卻確立了華為高端化的戰略方向。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14年。華為推出Mate 7，搭載自研海思麒麟925芯片，支持指紋識別，金屬機身設計，在3000元以上價位段一炮而紅，首銷三個月銷量突破300萬臺，遠超預期。這款產品不僅證明了華為具備打造高端旗艦的能力，更讓海思芯片獲得市場認可，打破了“自研芯片=性能差”的偏見。此后，P系列主打影像與設計，Mate系列強調性能與商務，雙旗艦戰略逐漸成型。2016年，華為智能手機出貨量首次突破1億臺，躋身全球前三；2018年，超越蘋果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廠商，僅落后于三星。余承東在發布會上多次高調宣稱“華為將在三年內超越三星”，雖未最終實現，但其魄力與執行力已令業界側目。

余承東的成功經驗可歸結為幾點：首先是技術信仰。他始終堅信核心技術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大力推動海思芯片、EMUI系統、影像算法等自研投入。即使早期海思芯片良率低、成本高，他也堅持“備胎轉正”，為日后制裁下的生存埋下伏筆。其次是用戶導向。他要求產品經理“像用戶一樣思考”，親自體驗每一款新機，對細節近乎苛刻。他曾因屏幕色溫偏差0.5度而叫停量產，也曾因相機對焦速度慢0.1秒而要求重做算法。這種極致追求成就了華為手機的品質口碑。第三是戰略定力。面對短期利潤壓力，他拒絕重回低端市場，堅持高端化路線，即便在2013-2015年連續虧損也毫不動搖。第四是全球化視野。他深知品牌國際化不能僅靠低價，必須通過技術創新與設計美學贏得尊重，因此在巴黎、倫敦設立設計中心，與徠卡、保時捷設計等國際品牌合作，提升品牌調性。

然而，余承東的激進風格也帶來不少失敗與教訓。最典型的是2016年的“P9事件”。該機型因采用雙攝像頭引發專利糾紛，被競爭對手質疑抄襲，雖最終勝訴，但輿論風波影響了品牌形象。更嚴重的是他對市場節奏的誤判。2019年，他高調宣布“華為將在2020年成為全球第一大手機廠商”，但同年5月，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禁止谷歌提供GMS服務。這一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海外用戶無法使用YouTube、Gmail、Google Maps等核心應用，華為手機在歐洲、東南亞等關鍵市場銷量斷崖式下滑。2020年第二季度，華為全球份額一度登頂，但全年出貨量同比暴跌24%，2021年更是跌出全球前五。余承東事后承認：“我們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預判不足，過度依賴全球化供應鏈。”這場危機暴露了其戰略中“重技術、輕政治”的短板。

面對制裁，余承東展現出驚人的應變能力。他迅速啟動“備胎計劃”：一方面加速鴻蒙操作系統（HarmonyOS）的研發，2021年6月正式向消費者推送，首年裝機量破億；另一方面推動HMS（華為移動服務）生態建設，吸引全球230萬開發者入駐。盡管HMS在海外仍難與GMS抗衡，但在國內市場已形成閉環。同時，他將重心轉向全場景智慧生態，推出平板、筆記本、手表、耳機、智慧屏等產品，構建“1+8+N”戰略。這一轉型雖未能完全彌補手機業務的損失，卻為華為開辟了新增長曲線。2023年，華為消費者業務更名為“終端BG”，余承東兼任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 CEO，開啟人生第三次重大轉型。

進軍汽車領域，是余承東最具爭議也最具野心的決策。2021年，他提出“華為不造車，但要幫助車企造好車”，推出HI（Huawei Inside）全棧式智能汽車解決方案，涵蓋智能座艙、智能駕駛、電驅系統等。然而，HI模式推進緩慢，車企擔心“靈魂被華為拿走”，合作意愿不強。余承東果斷調整策略，2023年推出“智選車”模式，深度參與產品定義、設計、渠道銷售，與賽力斯合作推出問界M5、M7，與奇瑞合作推出智界S7。尤其是問界系列，依托華為門店渠道和品牌背書，2023年銷量突破9萬輛，2024年問界M9上市即熱銷，單月訂單超5萬臺。余承東再次展現其“產品定義+渠道賦能”的組合拳威力。

但汽車業務也暴露出他的局限。首先，汽車行業供應鏈復雜、驗證周期長，與手機行業的快節奏截然不同。余承東初期對制造工藝、安全標準理解不足，導致部分車型交付延遲、品控問題頻發。其次，他高調言論再度引發爭議。2023年，他在發布會上稱“遙遙領先”，被網友戲謔為“余大嘴”；又宣稱“BBA的時代結束了”，招致傳統車企強烈反彈。這些言論雖提升了品牌熱度，但也加劇了行業對立。更重要的是，華為在汽車領域的角色邊界模糊，“不造車”的承諾屢遭質疑。2024年，華為成立“引望”子公司，專門運營智能汽車零部件業務，試圖厘清邊界，但市場仍存疑慮。

世人的評價對余承東而言始終復雜。支持者認為他是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旗手。在芯片被斷供、操作系統被封鎖的絕境下，他帶領團隊打造出鴻蒙、昇騰、鯤鵬、盤古大模型等全棧自研體系，證明中國企業有能力在極端壓力下創新突圍。媒體稱他為“華為的孤勇者”，網友送其外號“余大嘴”雖帶調侃，卻也暗含敬佩——因為他說過的很多“狂言”最終都變成了現實，比如“華為手機要進全球前三”、“鴻蒙三年裝機破億”等。批評者則指責他過于自負，戰略冒進。手機業務巔峰期忽視政治風險，汽車業務初期低估行業門檻，發布會上頻繁使用夸張話術，損害了企業專業形象。更有觀點認為，他的成功高度依賴華為平臺，若脫離任正非的信任與公司資源支持，個人能力未必能復制。

客觀來看，余承東的成敗皆源于同一特質：極致的理想主義與執行偏執。他相信技術可以改變世界，因此敢于All in自研；他追求完美，所以容忍不了妥協；他渴望勝利，故常以高調宣示目標來凝聚團隊士氣。這種性格在順境中是加速器，在逆境中則是雙刃劍。但正是這種“非理性”的堅持，讓華為在多個領域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鴻蒙系統如今已覆蓋8億設備，成為全球第三大移動生態；昇騰AI芯片支撐起中國大模型訓練底座；問界汽車重塑了智能電動車用戶體驗標準。這些成果，離不開余承東的強力推動。

截至2026年初，余承東已年近57歲，但仍活躍在一線。他目前身兼華為常務董事、終端BG CEO、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 CEO、智能終端與智能汽車部件IRB主任等多重職務，是華為內部權力最大的高管之一。他的工作重心已從單一產品轉向生態構建：一方面推動鴻蒙Next（純血鴻蒙）徹底擺脫Linux內核，實現完全自主；另一方面加速智能汽車解決方案商業化，目標是2025年智選車銷量突破50萬輛。此外，他還主導華為在AI大模型、AR/VR、衛星通信等前沿領域的布局，試圖打造下一代人機交互入口。

展望未來，余承東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在手機領域，盡管Mate 60系列搭載自研7nm芯片實現“破冰”，但先進制程產能受限，高端市場復蘇緩慢；在汽車領域，特斯拉、小米、比亞迪等對手環伺，價格戰愈演愈烈，華為如何平衡技術溢價與市場滲透仍是難題；在生態層面，鴻蒙要真正挑戰iOS與Android，仍需更多全球開發者與硬件伙伴支持。更深層的挑戰在于，隨著年齡增長與組織復雜度提升，他能否保持創業初期的敏銳與謙遜？能否在“技術理想”與“商業現實”之間找到更優平衡？

但歷史經驗表明，余承東總能在絕境中找到出路。他的職業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中國科技企業從追隨到引領的縮影。他不是完人，有傲慢、有誤判、有情緒化，但他對技術的執著、對國家產業的責任感、對用戶價值的堅守，構成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或許正如任正非所言：“余承東是那種‘把稻草點燃成火炬’的人。”在中美科技脫鉤、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大時代，這樣的人物既是稀缺資源，也是必要存在。

余承東的故事遠未結束。2026年，華為正全力沖刺“萬物互聯”時代，而他依然是那面最鮮明的旗幟。無論未來是繼續高歌猛進，還是遭遇新的挫折，他的名字都將與中國科技自主創新的歷史緊密相連。世人或許會爭論他的方法是否最優，但無人能否認：沒有余承東式的“偏執狂”，中國高科技產業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如此深刻的躍遷。他的成功經驗告訴后來者：核心技術買不來，必須死磕；他的失敗教訓也警示企業：全球化時代，政治風險與技術風險同等重要。而他本人，仍在路上，仍在戰斗，仍在用行動詮釋何為“中華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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