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萬億 vs 1萬億：誰殺死了波士頓這只下金蛋的鵝？

　　來源：TOP創新區研究院

　　作者：創新區研究組

　　2004年，如果你問一位全球頂級投資人：“地球上最好的軟件公司在哪里？”得到的答案只有兩個：

　　舊金山或者波士頓。

　　那是雙城記的時代。

　　波士頓擁有麻省理工（MIT）和哈佛，擁有以Route 128為核心的硬件與企業軟件霸權；而舊金山灣區則在那場著名的互聯網泡沫破裂后舔舐傷口，蓄勢待發。

　　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形巨變：

　　根據Will Manidis的數據，

　　舊金山灣區創造了14萬億美元的企業價值；

　　而曾經與之分庭抗禮的波士頓，僅勉強創造了10000億美元。

　　14萬億與1萬億，

　　這是兩個數量級的差距。

　　或者說，這是物種隔離，

　　是霸王龍與蜥蜴的區別。

　　如果說紐約靠著金融帝國的余暉還能茍延殘喘，那么波士頓作為一個科技中心，已經上不了主桌了——

　　而這背后，有一個足以讓所有產業觀察者背脊發涼的驚悚故事。

　　“要素”并不等于

　　“結果”

　　從“要素投入”（Inputs）的角度看，

　　波士頓本該擁有贏得一切的籌碼：

　　智力密度：

　　全球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哈佛、MIT）坐落于此。

　　歷史底蘊：

　　這里曾誕生了DEC（曾經的全球第二大計算機公司）、Lotus（企業軟件的先驅）、Akamai（現代互聯網的基石）。

　　人才網絡：

　　馬克·扎克伯格（Facebook）、Stripe的創始人、Dropbox的創始人、Cursor的創始人，他們都在這里上過大學。Y Combinator甚至是在這里成立的。

　　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為什么扎克伯格在創業初期必須逃離波士頓前往加州？

　　為什么Y Combinator要搬走？

　　為什么波士頓坐擁全球最昂貴的生物實驗室，卻有著40%的空置率？

　　因為，波士頓患上了“要素優先妄想癥”（Inputs-first Delusion）。

　　政策制定者和大學管理者天真地認為：

　　只要我們有最好的實驗室、最聰明的教授、最多的GPU，創新就會像魔法一樣從地里長出來。

　　錯了。

　　土壤本身沒有魔法，生態才有。

　　波士頓的失敗，在于它將科技創新看作是一個線性方程：

　　資金 + 博士 = 獨角獸。

　　但科技生態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的、脆弱的信任網絡。

　　當這個網絡被破壞，再多的要素投入也無法阻止其坍塌。

　　這就是美國科技產業面臨的第一個系統性危機：

　　迷信基建，而忽視了讓基建運轉的“軟環境”。

　　今天的美國政府瘋狂補貼芯片工廠、囤積GPU，

　　卻忽視了那些讓創新者愿意留下來奮斗的無形資產——

　　自由、低摩擦與信任。

　　掠奪性監管

　　當政府將科技視為

　　
“現金奶牛”

　　導致波士頓衰落的第二個核心因素，

　　是監管層的短視與貪婪。

　　讓我們來看看，馬薩諸塞州的官僚們是如何把那只會下金蛋的鵝，活生生做成鵝肝醬的。

　　這里有一個關鍵詞，叫做——

　　“監管掠奪”（Regulatory Predation）。

　　意思是，當一個行業變得足夠龐大，龐大到不再被視為“脆弱的幼苗”而是“肥碩的現金奶牛”時，政客們的屠刀就舉起來了。

　　以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所在州）為例，這種掠奪是赤裸裸的：

　　拒絕QSBS豁免：

　　聯邦政府為了鼓勵創新，對小企業股票（QSBS）給予免稅待遇，但馬薩諸塞州多年來拒絕跟進。

　　富人稅（Millionaire's Tax）：

　　2022年通過的‘富人稅’法案，意味著除了聯邦稅和州稅，還需要額外支付4%的附加稅。

　　SaaS銷售稅：

　　甚至對軟件服務征收6.25%的銷售稅，而這在大多數州是免稅的。

　　這種政策傳遞出的信號非常明確：

“我們不在乎你是否在這里創造未來，我們只想現在就切分蛋糕。”

　　假設，你是一個連續創業者，你在波士頓沒日沒夜地干了7年，胃出血三次，終于把SaaS公司賣了1000萬美元。
但當你準備開香檳時，州政府的稅官推門而入：

　　你好，請交稅！

　　要知道，馬薩諸塞州要比在德克薩斯州多繳納近100萬美元的稅款。

　　本該是你下一家AI公司的種子資金，本該是你給那個天才黑客的安家費。 現在，它變成了官僚們的退休金，變成了修補路面上那個永遠填不平的坑的預算。

　　這就是James Burnham所說的“管理者階層”（Managerial Class）的全面奪權。 政客、律師、合規官、大學行政人員——

　　這群不事生產、只負責分配的寄生蟲，徹底接管了宿主。

　　他們必須把簡單的商業邏輯搞得無比復雜，必須制造“合規債務”（Compliance Debt），否則怎么證明他們存在的價值？

　　他們在吸血時，甚至不屑于使用麻醉劑。

　　于是，像Stripe、Dropbox、Facebook這樣的宿主，只能為了生存，連夜逃亡。

　　更恐怖的是，政府越是試圖通過征稅來彌補損失，

　　創新逃離的速度就越快，

　　形成死亡螺旋。

　　文化腐朽 金融封建主義

　　當然，

　　最惡心的還不是政府，而是波士頓的所謂“精英資本圈”。

　　在硅谷的黃金時代，VC與創業者之間存在一種基于“把蛋糕做大”的默契。雖然也有壞人，但主流文化是“海盜精神”——大家一起去搶舊世界的錢。

　　但在波士頓，由于缺乏新的增長點，存量博弈導致了極其丑陋的吃相

　　——這塊地是我的，你想過路，就得留下買路財。

　　比如，投資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敲詐創業者，強迫簽署其它的附帶協議。

　　Nikita Bier（Gas創始人）之前就控訴：

他們用

圍獵估值、強迫簽署抽屜協議、利用圈層信息差進行敲詐……

　　那為什么沒人管？

　　因為這些LP（出資人）就是當地大學的捐贈基金，就是慈善晚宴上坐在你對面的那位德高望重的校董。

　　
他們是同一個“婆羅門”種姓。

　　他們互相通婚，互換利益，加害者利益深度捆綁，

　　他們必須得選擇沉默。

　　對能力的宣戰

　　把鏡頭拉遠。波士頓，可能只是美國科技產業衰落的全息縮影。

　　曾幾何時，美國社會的契約是神圣的：

　　你發明電燈，你發明青霉素，我們給你榮耀和財富。

　　現在，契約被撕毀了。

　　科技產業陷入了一個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變種：當創新的紅利無法普惠大眾，或者大眾無法理解創新如何幫助人類擺脫資源匱乏時，出于嫉妒和生存本能，社會將反噬創新者。

　　拿AI來說，在普通美國選民眼中，AI是什么？

　　它是一個耗盡水電資源的怪獸；是通過算法向孩子兜售賭博和色情內容的推手；是把白領工作自動化的冷血機器。

　　而且，“你竟然發明了AI？你竟然比我們更聰明、更富有？你有罪。”

　　這是尼采口中“怨恨”（Ressentiment）的制度化。

　　
大眾嫉妒的不僅是科技巨頭的錢，

　　更是他們那種近乎神性的能力（God-like power）。

　　
科技能改變物理世界，而政客和庸眾只能玩弄辭藻。

　　這種無力感轉化為了深刻的恨意。

　　更值得警醒的是，

　　舊金山正在排隊等待同樣的命運。

　　當OpenAI的董事會試圖因為“AI太強了”而解雇Sam Altman時，那就是典型的“波士頓時刻”——

　　一群不寫代碼的管理者和倫理學家，試圖勒死最有生命力的創造者。

　　再比如，加州對辦公樓空置征稅(與波士頓的掠奪邏輯如出一轍)，比如AI泡沫下的傲慢(與當年波士頓認為“我們有哈佛和MIT”別無二致，還有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與犯罪率……

　　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
威尼斯曾鎖死了它的貴族議會，把自己變成了博物館。
底特律曾讓工會和官僚接管了工廠，把自己變成了廢墟。

　　對于我們來說，美國科技產業的“波士頓化”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啟示：

　　生態大于要素：

　　真正的創新生態建立在低摩擦的營商環境、高信任的契約精神以及對失敗的寬容之上。

　　警惕存量博弈：

　　當一個行業開始通過復雜的金融游戲、法律敲詐和監管套利來賺錢，而不是通過創造增量價值時，快跑。

　　重塑科技的道德合法性：

　　科技必須回答“為了誰”的問題。如果創新不能被解釋為一種通過提升生產力來造福大眾的“道德必要性”，那么它最終將被民粹主義的怒火吞噬。

　　當一個文明開始懲罰創造者，獎勵寄生者；

　　當一個社會開始通過羞辱成功者來獲得道德快感；

　　當“合規”變得比“創新”更重要，當“分配”變得比“增長”更緊迫……

　　創新的生命力就沒有了。

　　所以，

　　逃離那些想要“管理”你的地方，

　　逃離那些想要“收稅”的州，

　　逃離那些看不起你的精英。

　　去野蠻生長的地方，做個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