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一個經典的問題。
電車難題。
這個問題大家或多或少都聽過:一輛失控的電車沖過來,主軌道上綁著100個人,備用軌道上綁著1個人。
你手里握著變道閘機,拉還是不拉?
乍一看,這簡直就是一道送分的小學數學題。
100大于1,這還用想嗎?
犧牲一個人救一百個,也就是那個著名的詞兒——性價比。
我們先得搞清楚,思考這個問題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在網上跟杠精對線贏了嗎?
顯然不是。
是為了道德準則的建立,本質上是為了讓人類這個集體過得更幸福、更穩定。
既然是為了幸福,很多人就會說:“那更得拉閘了啊!100個家庭的幸福顯然大于1個家庭的幸福,這是集體利益最大化。”
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思維。在他們的眼里,世界是一個巨大的賬本,人是可以被換算成數字的。
但這恰恰是最大的陷阱。
一旦你接受了100條命 > 1條命這個設定,你就承認了一個可怕的前提:生命是可以被量化的。
大家別小看這個量化。只要開了這個口子,潘多拉的魔盒就打開了。
如果數量可以比較,那么質量是不是也可以比較?
大家想一下,如果那1個人是像愛因斯坦那樣的頂級科學家,或者是你最親的家人;而那100個人全是窮兇極惡的連環殺人犯。
你還覺得100 > 1嗎?
這時候大多數人肯定會猶豫,甚至反水:“那肯定保科學家啊,殺人犯死不足惜。”
看吧,當你開始計算的那一刻,你就已經不再把人當人看了,你把人當成了商品。
既然是商品,就有貴賤,就有優劣。
社會學家把這個過程叫做人的物化。
一旦社會接受了這種邏輯,結局注定是災難性的。因為在這個評價體系里,總有人會被定義為低價值人口。
富人會覺得自己的稅收貢獻大,所以自己的命比窮人貴;高智商的人會覺得笨蛋浪費糧食。
如果這種邏輯成為社會共識,那么在醫療、教育、資源分配上,弱勢群體將被理所當然地犧牲掉。
這里不得不請出哲學界的一尊大神——康德。
在電車難題上,康德老爺子估計會氣得從棺材板里跳出來敲你的頭。他有一句振聾發聵的名言,也就是康德主義(Kantianism)的核心立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什么意思?
意思是說,任何人的生命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終極目的,你不能為了達成別的什么目的(哪怕是救更多的人),而把一個人當作工具或墊腳石來使用。
在電車難題里,如果你不拉閘,那100個人的死是失控電車造成的,是那個綁架犯造成的,不是你造成的。
你只是一個無辜的旁觀者。
但如果你拉了閘,性質就全變了。
你把那個無辜的人當成了手段。單方面剝奪了他生存的權利。
這就好比說,醫院里有5個病人分別需要心臟、肝臟、腎臟等器官,能不能在大街上隨便抓一個健康的路人,把他嘎了,拆零件救這5個人?
按數學題算,1死救5,賺了啊。
但如果這事兒能干,咱們誰都別想睡安穩覺了。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哪天走在街上,會不會被判定為那個為了集體利益必須犧牲的耗材
道德之所以存在,不是為了服務于冰冷的數字,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不被隨意犧牲。
這時候肯定有人會說:你這就有點太理想主義了,現實社會里,為了大局犧牲小局的事兒還少嗎?
沒錯,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三層邏輯。
在真實世界里,我們每天都在面對弱化版的“電車難題”。
比如,化工廠建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還是人口稀疏的小縣城?
比如,城市建設要不要為了盲人修盲道,哪怕這會擠占正常人的行走空間?
比如,科技飛速發展,要不要停下來等一等那些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人?
如果你在電車難題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那一個,那么在現實中,你大概率也會支持把化工廠建在窮鄉僻壤,支持取消盲道,支持讓老人被數字時代拋棄。
因為你的邏輯是通用的:為了大多數人的便利,少數人是可以被犧牲的。
這就導致了一種叫多數人的暴政。
當你認可多數人的價值高于少數人時,社會就會瘋狂地向頭部集中,向大多數集中。那些處于邊緣的、弱勢的、聲音小的群體,他們的利益會被無情碾壓。
但大家別忘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永遠屬于大多數。
你在年齡上是年輕的大多數,可能在財富上就是貧窮的少數;你在身體上是健康的大多數,可能在某種觀點上就是不被理解的少數。
如果犧牲少數成為公理,那么當屠刀揮向你的那一天,將沒有人為你說話。
所以,我們為什么要完善道德學?為什么要死磕這個難題?
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功利主義的詛咒。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不是一個為了100個人可以理直氣壯弄死1個人的社會;而是一個哪怕為了1個人,也要想辦法保全,而不是簡單粗暴地讓他去死的社會。
前文說了,不能把人命標價。其實從數學角度看,這個結論也是鐵板釘釘的。
生命的價值是多少?在人文主義的語境下,生命的價值是無窮大(infty)。
學過高等數學的朋友都知道一個基本常識:無窮大 和 100個無窮大,是不能比較大小的。
你不能說100個人的命就比1個人的命更大。當你試圖做減法,認為“死了1個比死了100個損失小”的時候,你其實是在把無窮大退化成了有限的常數。
這里肯定有人說:“照你這么說,那殺人犯的命也是無價的?難道不該死?”
這又混淆了一個概念。
我們說生命無價,指的是作為自然人的生存權。殺人犯之所以該死,是因為他先破壞了規則,剝奪了別人的生命。法律審判他,是為了維護契約和正義,而不是因為他的命不值錢。
正義的懲罰與功利的犧牲,是完全兩碼事。
說了這么多,其實回到最開始的問題。
為什么要死磕這個看似無解的電車難題?是為了在鍵盤上贏過別人嗎?
不是。是因為那個電車,其實已經開到了我們面前。
它的名字,叫AI。
說實話,這種焦慮最近我也越來越強。記得從去年開始,我在街上溜達,看到滿街跑的都是無人快遞車,不知疲倦,不需要五險一金,也不會因為失戀了送錯快遞。
那一刻我有種很深的恍惚感:如果按照功利主義的那套邏輯,人類是不是已經輸了?
大家想想,如果我們堅持價值論——即一個人的價值取決于他能創造多少財富、能干多少活。那么,在AI面前,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那個應該被犧牲的少數。
AI比你聰明,比你效率高,比你便宜,比你聽話。
如果社會遵循的是誰效率高誰留下,誰沒用誰去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那等AI完全成熟的那一天,我們這些低算力的碳基生物,將變得一文不值,理應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就像馬斯克說的那樣,我們碳基生物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開啟硅基文明。
我們在電車難題里如果不假思索地認可了“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犧牲個體”,那我們就是在給未來的自己挖墳墓。
因為在AI這個龐然大物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個弱小的、沒有效率的、擋在軌道上的一個人。
所以,康德的那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是人類文明最后的防線。
我們的價值在于感受,在于存在本身,而不在于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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