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8個團加入八路軍成司令，建國后僅授大校，死后百位將軍前來

1955年9月27日，北京玉泉山禮堂燈火通明。第一批將官授銜典禮進入高潮，臺下望著同袍們胸前次第閃亮的新徽章，一位身材魁梧、背略有些駝的中年人默默掂著帽檐——他就是張維翰。輪到自己時，司儀報出的卻是“大校”。禮堂里掌聲熱烈，他的表情卻僅有一瞬怔忪，隨即抬手敬禮。很多年后，熟知內情的老戰友感慨：這枚大校章，比金子還沉。

翻回頭看，這位湖南冷水江農家子的人生，并不止于那枚軍銜。1906年冬，他出生在一個貧苦農家，十歲前，最大愿望不過是吃飽兩餐。命運的拐點出現在1925年——當時大哥張維璽身披馮玉祥部的軍裝探家。一身筆挺的灰呢軍服，在弟弟眼里像閃光的盔甲，自此，參軍成了少年張維翰心底的執念。

家境拮據卻擋不住求學渴望。族中湊錢，把他送進河南陸軍軍官學校。課堂上學的是德國隊列、日本山地戰術，課后他卻愛圍在圖書角翻《向導》《新青年》。有意思的是，炮兵教官批評他“心術不正”，卻沒想到正是這份“心術”日后引他走向另一條路。

1931年，張維翰分發至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留用。金色的前程就擺在眼前，可他坐在賬房里，越算數字越煩悶——“這樣混吃等死，算哪門子報國？”終于，他遞上辭呈，回到山東老家。二哥聞訊趕來勸阻：“維翰，你到底想干什么？前途不是說扔就扔的！”“不盼虛名，也不想同流合污。”兄弟倆的對話，鄉鄰至今還能背出。

血色的舞臺很快拉開。1937年7月，盧溝橋槍聲響徹華北。秋天時，一封沒有署名的信送到濟寧。拆封后，熟悉的字跡映入眼簾——彭雪楓，昔日軍校同窗，此刻已是八路軍一二九師二團團長。信里只一句：“北方吃緊，來否？”張維翰當天夜里就騎馬北上。

真正見到彭雪楓是在臨汾附近的窯洞。兩人對坐油燈下，炭火噼啪作響，彭雪楓抬頭：“魯西北需要懂行的指揮員。”話音未落，張維翰點頭：“一準辦。”沒有隆重的入黨宣誓，一杯熱茶、一段誓言，就把他的未來徹底改寫。

不久，他被派往范筑先部任少校參謀。范筑先素有“硬骨頭”之名，兩人性格契合。1938年2月，日軍圍攻聊城，守軍不足萬人，敵方卻調來三個旅團。范筑先夜半圈定突圍方案時，只留張維翰在側。凌晨四點，槍聲蓋過雞鳴，守城整整三晝夜，終因彈盡而破城。范筑先重傷自戕，“誓不做俘虜”六個字噴濺在血泊里，這一幕成為張維翰終生的夢魘。

突圍途中，他收攏八個團殘部共六千余人，沿黃河西岸南撤，直接拉到太行山，向一二九師司令陳賡請降。少有人知道，這支部隊帶來的輕重機槍、步炮連火力，恰恰解決了386旅當時最緊缺的裝備問題。陳賡拍桌笑道：“送炭的隊伍，何止八團！”

386旅兵員翻番，張維翰被任命為新八旅旅長，王近山充副旅長。兩人配合默契：王近山沖鋒陷陣，張維翰穩坐后指，無數次奇襲與反包圍在華北平原上演。沙河店、響堂鋪、神頭嶺……除敵數千，繳獲器材成堆。戰史資料顯示，僅1940年秋季反“掃蕩”，新八旅就奪回失地十余座縣城。

遺憾的是，1944年中條山作戰，他胸部負傷，彈片無法完全取出，被迫轉入后方療養。抗戰勝利后，他改任冀南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期間，負責動員、補訓與地方治安，沒有機會再掛帥打大仗。戰友們南渡北征、軍銜累進，他的名字卻常被忽略。

1955年授銜那天，與他并肩多年的王近山摘得中將。對此，很多老兵暗暗以為張維翰至少也是少將。結果公布，他“僅”列大校序列，在職務、資歷、健康狀況等扣分項面前，他沒能跨進將軍行列。盡管如此，會議結束時，陳賡把他拉到一旁：“部隊記得你的八個團，這比什么肩章都硬。”張維翰點頭，無聲。

卸下軍職后，他主動請纓赴國家體委工作，理由樸素——青年強，則國強。操場上，他頂著積勞舊疾，陪小運動員來回繞圈；訓練間隙，他講當年行軍如何以一根藤條綁腿作“肌肉牽引”，孩子們聽得目瞪口呆。體育口碑漸起，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他作為組織者之一忙前跑后，許多老部下收到邀請函時都驚訝：昔日“八團司令”竟變身“田徑張指導”。

1974年，積傷復發，他被送往解放軍總醫院。主治醫師回憶，這位老人最常提的不是往昔榮光，而是“運動場燈太暗，孩子練夜班容易摔跤”。1979年10月19日晨，張維翰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治喪通知發出后，宋任窮、李聚奎、傅崇碧、王近山等百余位將軍趕到八寶山。靈堂內花圈堆積成墻，挽聯上常見“硬骨”“棱角”字樣，可見他在軍中聲望。

曾有人統計過，386旅出過的將官接近百名，唯獨旅長只佩大校。這種落差并未抹去他的分量，反倒成了戰友心目中“功高不居”的注解。張維翰留下的，不單是作戰手冊和部隊整編筆記，那股“帶八個團闖太行”的膽氣，透過一頁頁發黃的日記紙，依舊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