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當郭汝瑰到了晚年，提起筆寫回憶錄的時候，那心境靜得跟止水似的。
他在國民黨那個核心圈子里，整整潛伏了一個半年代。
這十五年，他眼皮子底下過的臟事兒太多了——前線的士兵餓得啃樹皮，后方的大佬們卻在擺滿漢全席；帶兵的將軍們忙活的不是打仗，而是把小老婆往國外送，把小黃魚往保險柜里塞。
那時候的大環境，簡直就是爛到了根兒里。
連蔣介石后來復盤，都拍著大腿承認，這盤棋輸就輸在“腐敗”這倆字上。
可偏偏就在這堆發臭的爛肉里，郭汝瑰唯獨對兩個人高看一眼。
按常理，他是那邊的特工，應該最瞧不上這些國民黨高官才對。
可在書里提到這二位時，他一點不吝嗇好詞兒，甚至用上了“佩服”和“俊杰”這種極高的評價。
這倆人，一個是大家眼里的“傻木頭”，一個是難啃的“硬骨頭”。
你要是不懂他們當時面對的是什么鬼門關，你就看不懂國民黨為什么會輸個底掉，也看不懂那個年代到底有多糾結。
先嘮嘮那個“傻木頭”。
在國民黨那個官場染缸里，張治中簡直就是個怪胎。
論資歷，他老得嚇人，1890年生人，辛亥革命、護法運動他都趕上了，跟蔣介石那是平起平坐的兄弟。
1924年黃埔軍校剛搭臺子，是蔣介石親自登門請他去管入伍生的。
后來什么航校校長、軍令部的大印、衛戍司令的交椅，他都坐過。
但他有個致命的“毛病”：手里攥不住權。
國民黨的生存法則是啥？
槍桿子就是腰桿子。
想在那個圈里混出人樣，頭一件事就是抓兵權，把隊伍變成自家護院的，把手下變成家奴。
可張治中是個什么路數？
每次戰事一平，硝煙還沒散盡，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屁顛屁顛跑到蔣介石跟前，把兵權交出去。
這在旁人眼里，簡直是腦子進了水。
沒了兵權，你在國民黨政府里也就是個擺設，誰聽你的？
但張治中心里有另一本賬。
他骨子里是個教書先生，站在講臺上那是兢兢業業。
在他眼里，軍隊那是國家的公器，哪能是個人的私產？
就這一個念頭，把他和那一幫子忙著擴編、忙著吃空餉的同僚，劃出了一道銀河那么寬的界限。
更有嚼頭的是他跟那邊的關系。
早在黃埔的時候，他就敲過周恩來的門，申請加入共產黨。
那時候兩黨有君子協定，中共不收國民黨的高干，周恩來只能婉拒。
這一拒絕，就是一輩子。
雖說沒入黨，但張治中這輩子手里的槍，從來沒把準星對準過共產黨。
只要桌子上能談，沖在最前頭的準是他。
1944年，他和王世杰代表國民黨，在重慶、西安跟林伯渠磨嘴皮子。
雖說沒談成，但連對面的對手都得豎大拇指，夸他一句實在人。
1945年，又是他主動攬活兒，飛到延安去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
毛澤東看人那是相當準，親口說過：張治中為和平奔走，那是真心實意的。
最要命的考驗出在1949年。
那會兒國民黨政權眼看就要塌了。
蔣介石突然喊出“和談”，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緩兵之計，就是為了喘口氣。
張治中能不知道嗎？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有兩條道：
一是當個縮頭烏龜，明哲保身，反正大勢已去，何必去蹚這趟渾水？
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為了那萬分之一的和平希望，再去北平碰碰運氣。
他選了后者。
當他頭也不回地飛往北平時，其實已經把自己在國民黨那邊的政治老本全押上了賭桌。
談判最后崩了，蔣介石的小算盤被戳穿。
這時候，張治中的處境尷尬到了極點。
回南京？
那是給蔣家王朝陪葬。
留北平？
他是國民黨的代表，立場往哪兒擺？
節骨眼上，是周恩來攔住了他。
周恩來說，不能讓這樣一位赤膽忠肝的愛國人士給蔣介石陪葬。
這一留，讓張治中徹底跳出了那個爛泥潭。
郭汝瑰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當我給他當助手的時候，竟然被他不辭辛苦、死磕和平的那股勁頭感動了，我是真服他。”
一個潛伏的特工，被他的“對手”給感動了。
這事兒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再說說那個“硬骨頭”。
郭汝瑰佩服的第二位，是傅作義。
如果說張治中贏在“德行”，那傅作義就是贏在“謀略”。
傅作義那家伙，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
1895年生人，才15歲就敢帶著排去娘子關跟人干仗。
從保定軍校出來后，他投到閻錫山的晉軍門下，成了那撥人里最能打的一個。
他這輩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外敵欺負到家門口。
“九一八”剛過十天，國民黨上面還在裝聾作啞，傅作義就坐不住了。
他拉著宋哲元一幫老哥們通電全國，嗓門扯得老高：咱們得團結抗日！
到了1936年，火燒眉毛了。
日本人步步緊逼，蔣介石還是那個調調：“忍讓退避”。
這時候，傅作義面臨一道選擇題：聽老板的話，當個乖寶寶將軍；還是違抗軍令，當個有種的中國軍人？
他在秘密會上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小鬼子占我察北，又犯我綏遠，這是咱們當兵的恥辱。
守土有責，這仗必須打！”
他還撂下一句狠話：“岳飛38歲死的，我都過了38了，為了抗日死在這里，值了！”
既然老板不讓打，那就自己單干。
四天后，他直接沖到集寧前線。
這一仗干了整整12個鐘頭，把五千多個鬼子打得爹媽都不認識，潰不成軍。
這就是那場有名的綏遠抗戰。
后來的五原大捷，他更是打出了威風。
不光把日軍特務機關一鍋端了，還干掉了一個叫水川伊夫的中將。
這可是晉軍抗戰史上宰掉的最高級別的鬼子官兒。
可真正的鬼門關，不在戰場上，而在人心里。
鏡頭轉到1949年。
傅作義成了華北“剿總”司令，手握六十萬大軍，坐鎮北平。
這會兒蔣介石已經輸紅了眼。
給傅作義的暗示很露骨：哪怕把北平打成廢墟，也不能便宜了共產黨。
對傅作義來說，這是一道極難算的賬。
要是打，手里六十萬人，靠著北平的城墻，絕對能讓解放軍啃一嘴泥。
但這也會讓這座千年古都化成灰，故宮、天壇、老百姓，全得成炮灰。
要是不打，選擇投降，他前半輩子攢下的“抗日名將”招牌，在國民黨的宣傳里立馬就得變成“叛徒”。
天平兩端，一邊是個人面子和對蔣介石的“愚忠”，另一邊是民族大義和無數條人命。
蔣介石以為傅作義會選前頭那個，畢竟軍人嘛，服從命令是天職。
但郭汝瑰看懂了傅作義。
他在書里評價傅作義是“識時務的俊杰”。
這個“識時務”，不是墻頭草，而是看清了歷史往哪兒流。
傅作義最后沒被高官厚祿迷住眼。
他選擇了背黑鍋，接受那邊的條件。
北平和平解放。
這一個點頭，保住了無數人的腦袋，也保住了中華民族的寶貝疙瘩。
毛澤東后來評價極高，說和平解放北平，傅作義功勞大了去了，應該給他發個像天壇那么大的獎章。
新中國成立后，這位昔日的封疆大吏脫了軍裝，去當了水利部部長。
這可不是吃閑飯的虛職。
他在這個位子上踏踏實實干了23年，經常跑到抗洪搶險第一線去踩泥巴。
從拿槍桿子到拿圖紙，他轉行轉得一點都不違和。
1969年，張治中走了，79歲。
1974年，傅作義也走了，也是79歲。
這兩個讓郭汝瑰豎大拇指的國民黨高官，雖然出身不一樣、脾氣不對路，結局卻驚人的相似。
他們都在國民黨最爛的時候選擇了潔身自好，又在國家命運的岔路口上選了最對的那條道。
說白了，郭汝瑰佩服的不光是這倆人，而是那一類人。
那一類在渾濁的世道里，依然能把家國大賬算得清清楚楚的人。
在那個年頭，想升官發財容易，想隨大流容易。
難的是在所有人都忙著撈錢的時候，把兵權交出去；難的是在所有人都準備同歸于盡的時候，把槍口放下來。
這才是真爺們，真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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