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和丁玲為何至死互不原諒？周揚為何堅稱：丁玲是“變節分子”

1979年7月的一天，北京沙灘北街的老式小樓前，出版圈與記者聚成一團。大家都在打聽：被“解禁”不久的周揚，會不會上門為二十四年前那場批判致歉？傍晚時分，街燈亮起，院門仍緊閉。一次看似尋常的會面，最終化成新的傳聞，也讓兩位老人之間的裂痕再度加深。

風聲的源頭，要追溯到更早。1930年代左翼文壇風起云涌，南京路上、霞飛路口，年輕的寫作者們談論的不再是風花雪月，而是階級與革命。1932年初春，丁玲在上海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即被推選為左聯黨團書記。她的文字犀利，她的生活姿態也同樣鋒芒畢露，周揚當時擔任左聯黨團領導，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既欣賞又警惕。

轉折發生在1933年5月。上海清晨的薄霧里，丁玲被國民黨特務捕獲，隨后轉押南京。在軟禁的庭院內，她寫下那張備受爭議的小紙條：“誤會被捕，蒙受優待，未受審刑，出獄后不再活動。”一句“家居讀書養母”，點燃了之后半個世紀的質疑。丁玲自認只是“緩兵之計”，周揚卻認為這是變節的明證——分歧自此埋下。

抗戰末期，延安清涼山窯洞里，周揚主持文藝座談會，丁玲則在陜北前線采寫。二人偶有交集，卻始終保持距離。1945年延安整風復查，丁玲的“軟監獄紙條”首次被定性為“失節”。彼時周揚雖未站到前臺，也沒有出聲為她辯護。熟悉內情的老左聯成員說：“一句話救得了人，他沒說。”是膽怯，還是認同定性？無人能給出確切答案。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迎來新的權力格局。1954年底，文化部籌劃整頓，“肅胡風”浪潮席卷全國。周揚作為主管領導，親自在《人民日報》撰稿，指名道姓批判胡風集團。1955年5月，“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被定性，丁玲被開除黨籍，發往山西林場勞動。周揚在會上說出那句后來幾度被引用的話：“丁玲的問題，不是一般錯誤，她是變節分子。”會場鴉雀無聲，記錄員的鋼筆停頓了一秒才繼續書寫。

十年浩劫中，周揚自身也被戴上“文藝黑線大頭目”之帽，被關押到秦城；而丁玲則輾轉農場、五七干校，備受折磨。1978年，撥亂反正的春風吹來，兩人幾乎同時恢復名譽。外界以為共同遭遇能化開舊隙，然而事實并非如此。1979年夏天，丁玲主動登門，盼望聽到一句“對不起”。周揚只談自己“九死一生”，對過去的批判輕描淡寫。茶盞里的熱水涼透，客氣的寒暄撐不起真誠的懺悔，訪客與主人各自沉默。

同年11月，中國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丁玲在臺上發言，批評“文藝領袖中的宗派主義作風”。雖然未提姓名，眾人心照不宣。周揚隨即致歉，卻在話尾加上一句：“丁玲另當別論。”會場一片竊笑，更添尷尬。有人說，這是周揚自尊心的反擊，也有人說，這是對丁玲那張紙條的再次定性。無論原因如何，兩人再無緩和余地。

1980年深秋，王震設宴，意欲撮合。宴會名單兩邊都勾了名字，席位也安排妥當。丁玲準時赴約，周揚卻以身體不適推辭。席散人散，滿桌菜肴涼透。丁玲在筆記里寫下：他怕我，不敢面對。“怕”字之后，她劃了重重一筆，卻沒再改。

值得一提的是，學界對周揚堅持“變節”結論也有多種解讀。一種說法認為，他深信組織資料，認定丁玲當年確曾妥協；另一種看法則是，舊日左聯內部的路線分歧讓他下意識站在“反丁”陣營，借批判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周揚后來多次公開向胡風、馮雪峰等人鞠躬致歉，卻始終避談丁玲。有觀察者評點：“道歉也是一種權力，給誰不給誰，由他說了算。”

1984年，中央再次審閱丁玲案卷，歷史部門認定那張紙條僅是權宜應付，并未泄密。官方結論下達時，丁玲已是風燭殘年；兩年后，她在北京醫院病逝，終生未等到那句道歉。周揚得知噩耗，沉默良久，對外只說了一句：“人生大事，多是無奈。”直到1995年12月，他自己也離去，走前仍未更改對丁玲的評價。

回頭梳理這段恩怨，一邊是“黨性高于一切”的革命批判者，一邊是“以作品證明忠誠”的文壇女將，兩人都曾堅定，也都各有局限。變節與否的歷史定論，似乎早已超出個人解釋，牽動著時代的神經。遺憾的是，他們留下的不是和解的范本，而是一道永遠無法縫合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