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換陣營后不肯回頭：他家有兩個清朝上大夫，上大夫是幾品官？

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我的家是一個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孫繁衍、富甲一鄉的大家族，人稱書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實拿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我們這個家庭在清朝出了兩個‘上大夫’。我記得家門口掛著一塊牌子，是皇上親賜的，經過這塊牌子，文官要下轎，武官要下馬。”

文強小時候也很奇怪：清朝的“上大夫”是什么級別？我家怎么會有兩個上大夫？

不但文強奇怪，可能有讀者也會覺得文強是在吹牛：上大夫不是秦朝卿、大夫、士三級官僚體系中的中層官員嗎？怎么清朝也有上大夫之說？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專門去查了《清史稿》，在卷一百十·志八十五選舉五·封蔭推選封贈之制中，發現清朝確有大夫這個級別，而且級別還相當高：“文職封贈之階，初正一品、特進、光祿大夫，尋改光祿大夫。從一品光祿大夫，后改榮祿大夫。正二品資政大夫。從二品通奉大夫。正三品通議大夫。從三品中議大夫。正四品中憲大夫。從四品朝議大夫。正五品奉政大夫。從五品奉直大夫。武職封贈之階，初分三系。一曰滿、漢公、侯、伯封光祿大夫，后改建威將軍。”

清朝文官武官都有光祿、資政、通奉、通議、中議、中憲、朝議、奉政、奉直等各級大夫，文強家的長輩也搞不清楚祖上那兩個上大夫具體稱號，只好含混地告訴文強：“相當于國會議員吧。”

將上大夫比作“國會議員”似乎也不算十分離譜，因為從正光祿大夫到從三品中議大夫，都是有機會“入閣”當大學士或協辦大學士、內閣學士的。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說：“讓我寫悔過書，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孫，就是不寫。這樣，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來。”

文強是自己是二十三代，還有人考證應該是二十七代，更有人考證出文強并非像他說的那樣是“表弟”，《湘鄉高沖文氏支譜》、《文氏家族族源流》、《楊林沖文氏六義堂譜》等家譜、族譜都可以證明，文強自稱“表弟”是不對的。

文強是不是“表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而在文強的《新生之路》中，他在功德林的表現并不差，還當了功德林《新生園地》文藝專欄的責任編輯，要是真有那層關系，再加上表現良好，可能早就特赦出去了。

文強說很多功德林的管理制度，他都參與制定了，而且跟所長姚倫關系也不錯，后來還一起拍過電影（可能就是反映戰犯學習改造生活的《決戰之后》），他最后一批特赦，怎么看都有一點讓人摸不著頭腦。

據《文強口述自傳》和《文強傳》、《新生之路》記載，文強在我方曾擔任過相當高的職務：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后來又擔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

因為被捕獲救后不愿意接受組織審查，文強一氣之下離開四川到上海尋找更高層領導，未果后轉換陣營，先當特務后當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直至被俘進了戰犯管理所。

我們細看《文強口述自傳》和《文強傳》就會發現，后來組織上已經給他平反并招他歸隊，但是跟戴笠過從甚密且受到老蔣接見、管宋女士當面叫過“師母”的文強拒絕了。

文強的回憶錄，有一些話是不能引述的，雖然他特赦后當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但骨子里的傲氣仍在：“一家報紙的總編問我：‘做一個人怎樣才有意義？’我答復他：‘我體會有兩句話，第一話是生時問心無愧，第二句話是死時不要有人指著我的頭罵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罵我，那么我的子孫聽了就會很不舒服。將來有人提到文強，我希望他們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文強或許真是善良的，但他不肯服從召喚而歸隊，卻也是事實，這一點他自己也毫不諱言：只為友，不為仇，不歸隊。

文強有沒有跟最初的戰友成為朋友，他自己沒有寫，我們知道的是他在淮海戰場給杜聿明當副參謀長，也不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而是出了很多主意，在被俘前一刻也沒想過起義投誠，所以他算不折不扣的戰場被俘人員。

文強為何不肯歸隊，我們從他《口述自傳》開頭“自報家門”的文字中似乎能找到：他畢竟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年輕時可能壯懷激烈，中年以后就變得比較現實——他也想保住既得利益。

如果文強祖上真在清朝出過兩個“上大夫”，那么他在思想上跟普通老百姓就會隔著一層，革命也許就是革自己和家族的命，他跟老蔣、戴笠似乎有差不多的想法。

清朝有哪些文姓高官，請恕筆者孤陋寡聞，還真不知道幾個，知道的幾人中，既有正紅旗的，也有鑲白旗的，據記載是文天祥第十九世孫的文柱，當過兵部主事、員外郎、浙江衢州知府、杭州知府、山西河東道兵備副使、直隸按察使、江蘇布政使，級別似乎跟“上大夫”沾了一點邊，更重要的是文柱以兵部主事、員外郎的身份，參與了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爭。

除了文柱，筆者在清朝高級官員中并沒找到其他文天祥的后裔，即使找到了，似乎對文強來說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文天祥是怎么死的，讀者諸君都知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漢臣后代在清朝為官，就像岳鐘琪一樣，都未必能得到先祖的認可。

不管怎么說，文強都沒有在組織召喚的時候回歸，作為戰犯也沒能提前特赦，所以要說他這一生，是很難評價的，文天祥知道有后裔如此，也不知道是該欣慰還是該失望。

文強在電影《決戰之后》中以真名實姓出現，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以“劉安國”的化名出現，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僅從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所長王英光的簡短介紹中，就能斷定劉安國的歷史原型就是文強：“1926年入黨，參加過南昌起義，三十年代初期，在我黨還擔任過相當的職務。”

不管怎么說，要不是特別頑固或身份特殊，只要認真學習改造，都可能在1966年前特赦，文強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特赦，都說明他確實可能出身于清朝高官家族，而且還有一些難以改變的觀念，那么在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看來，文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回憶錄中的那些師生、同鄉、戰友、親戚關系，都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