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8月28號,朝鮮半島的白江口海面上,飄著上千具尸體,半邊天都被濃煙給蓋住了,唐朝大將劉仁軌站在船頭,看著被打得稀里嘩啦的日本水軍,他手里握著的,不只是一場大勝,更是一個能改變東亞后面一千年格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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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兩天前,日本還做著大國夢呢,那個中大兄皇子,就是后來的天智天皇,把全國的精銳都給調來了,幾萬大軍,幾百艘船,浩浩蕩蕩地就渡過了對馬海峽,他們的對手是守在百濟的唐軍,主帥劉仁軌手下也就七千來個水兵,一百七十艘船,光看紙面上的數字,日本那邊優勢太明顯了。
可打仗從來不是算術題,等兩邊軍隊在水上碰了面,日本人嚇傻了,他們自己覺得挺牛的艦隊,在唐軍面前跟紙糊的玩具似的,唐軍的戰船又高又結實,設計得也好,船舷比水面高出好幾米,弓箭手站在高處往下射,那火力簡直是毀滅性的,日本的船又矮又破,士兵還得仰著頭往上射箭,大部分箭都白費了。
更要命的是戰術上的差距,劉仁軌用的是列陣阻截的打法,唐軍的船隊穿來穿去,很靈活,一下子就把擠在一起的日本船隊給分割包圍了,到了8月28號決戰那天,唐軍順著風射出帶火的箭,日本那四百多艘木頭船,瞬間就成了一片火海,船隊擠得太緊了,著火的船堵住了退路,沒著火的也掉不了頭,史書上寫“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日本水軍掉水里淹死的人特別多,船頭船尾都轉不動。
這場大敗對日本上層的影響太大了,中大兄皇子慌慌張張地撤回了日本,復興百濟的夢也徹底碎了,但奇怪的是,占了絕對優勢的唐朝,并沒有追過去,劉仁軌只是安撫了一下百濟剩下的人,屯田存糧,然后就帶兵回朝了,唐高宗李治見了凱旋的將軍們,給他們加官進爵,可從來沒提過要去打日本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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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啥呢,答案其實藏在唐朝的戰略地圖里。
那時候唐朝真正要對付的根本不是日本,在北邊,高句麗這個在遼東盤踞了七百年的老鄰居還在硬扛,在西邊,吐蕃崛起了,已經開始威脅到河西走廊,西南邊,南詔的動向也得盯著,日本孤零零地在海外,對大唐的核心利益區根本構不成直接威脅。
更重要的是算成本,從山東半島或者朝鮮半島渡海去打日本,得準備幾萬大軍,幾千艘運輸船,糧草補給線橫跨整個對馬海峽,稍微有點風浪就可能全軍覆沒,就算成功登陸了,日本島上那么多山,唐軍很容易陷入沒完沒了的游擊戰,隋煬帝三次打高句麗導致國家崩潰的教訓還在眼前,唐朝的統治者很清楚“窮兵黷武”有多危險。
但唐朝的克制不是軟弱,是一種更高明的戰略,用戰爭來制止戰爭,用德行來讓人服氣。
白江口之戰以后,日本朝廷陷入了極度的恐懼,他們生怕唐軍隨時會渡海打過來,所以從663年戰后馬上就開始花大價錢在九州島修防線,在太宰府建了一道長達1.2公里的“水城”土壩,外面還挖了五米深的護城河,這種防御的姿態本身就說明,日本已經被徹底打怕了。
唐朝很敏銳地抓住了這種心理變化,戰后第二年,唐高宗派禰軍出使日本,墓志銘上寫著這次去的目的是“往倭國招慰”,就是既展示武力威懾,又表達和平的意思,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效果特別好,日本很快就派使者到唐朝示好,雙方又恢復了外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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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事就更有意思了,戰敗的日本不但沒有記恨唐朝,反而加快了全面“唐化”的進程,其實日本的大化改新在645年就開始了,比白江口之戰要早,但這場戰敗讓日本統治集團意識到,學得還不夠徹底,從668年到701年,日本先后頒布《近江令》、《大寶律令》,更全面地復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調制,他們派了大批的遣唐使,在長安一住就是十幾年,把《孫子兵法》、歷法、建筑技術、佛教經典成體系地搬回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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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這段歷史,唐朝的選擇展現了一個成熟帝國的戰略智慧,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高明的統治者懂得計算成本和收益,懂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當日本已經被嚇破了膽,愿意低頭示好并且主動學習的時候,又何必再耗費國力去征服那片貧瘠的島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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