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昌一中學生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年僅19歲

1970年2月17日破曉時分，南昌看守所的鐵門重重開啟，夜色與寒風一并灌進廊道。押解名單上的最后一行寫著“吳曉飛，男，十九歲”，值班兵把這張紙抖了抖，似乎也不敢置信。三個鐘頭后，南昌市體育場里已是人潮洶涌，擴音器尖利刺耳，宣判大會的布景在晨霧中若隱若現，空氣里透著難以言說的焦灼。

喇叭聲拉長了尾音：“現行反革命分子——吳！曉！飛！”看臺上傳來不合時宜的驚呼，有人嘀咕：“怎么是個學生？”旁邊一名穿袖章的青年甩手臂：“管他學生還是老師，反革命就得鎮壓！”這兩句短促對話很快被更高分貝的口號吞沒，場面失控似的喧囂。

誰能想到，這個被五花大綁的少年，出生在1949年那春天。彼時的中國剛剛宣告翻身，他在福建福州呱呱墜地，父親吳亞雄則正隨解放軍南下。吳家院墻上貼滿了慶祝新生的標語，連鄰里都說這是“共和國的孩子”。

父親的履歷極富傳奇。遼沈會戰前，他以談判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官員周旋；新政權落定，又先后出任沈陽市公安局長、鐵道部秘書長。1956年援越抗法，他帶隊赴河內，回國后調任南昌鐵路局。鐵道線上隆隆的車輪聲，成了吳曉飛童年最清晰的背景音樂。

這樣的家庭環境塑出少年一身鋒芒。上小學時，他就愛追問“為什么”，老師既頭疼又欣賞。升入福州五中，他常把父親講的革命故事化成短評，貼在校刊邊角。文章里沒有空洞口號，卻滿是思辨的“為什么”。同學說他像一把未開刃的劍，閃著冷光卻不知何處出鞘。

1966年8月，吳亞雄奉調南昌，兒子插班進南昌一中。這時，風暴已在全國醞釀。校內大字報鋪天蓋地，曾經朗朗書聲被口號噪聲取代。吳曉飛剛開始還加入討論，越辯越疑惑：批誰？為什么批？秩序被顛倒得如此徹底，究竟是為了誰？

疑惑積累成了行動的火種。1967年春，他向班主任嚴老師連珠炮式傾訴，“老師，真正的敵人到底是誰？”嚴老師靜默良久，只勸他“少寫，少說”。這句含糊的勸告讓少年更加焦躁，他決定離開教室，到街頭、到鄉村、到更遠的省份去尋找答案。

那一年盛夏，他背著軍挎包，從南昌上了一列北去的貨車。幾個月里，他輾轉二十七座城市，坐車，徒步，甚至搭漁船。所到之處，書被焚、廟宇毀、長者受辱，他都一一記錄。手中的筆記本很快寫滿，紙頁間夾著成堆傳單，上面蓋著陌生的紅章，內容卻令人怵目。

等他回到南昌已是1967年秋深。身上多了幾大本手稿，那些稿子指名道姓批評造亂頭頭，旁征博引，層層遞進。不得不說，文字鋒利得像刀片。他自知危險，卻仍把復寫稿寄給幾位同學，希望校刊能恢復理性討論。郵差剛走，一枚暗釘已埋下。

1968年5月6日凌晨，鐵路局大院被沖擊。吳亞雄被貼上“走資派”標簽，當場帶走。抄家隊在閣樓里翻出吳曉飛的手稿，大聲宣讀，指其“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天，南昌縣蔣巷公社革委會宣布破獲“特大反革命集團”，核心人物便是年僅十八歲的吳曉飛。

牢獄審訊持續了九個月。手段從疲勞戰到夾棍，名字一個接一個往他面前丟，他卻始終咬定“文字出于我手，旁人無辜”。母親與弟妹獲釋時，他面容浮腫，雙眼血絲，可還是低聲囑咐：“別牽連朋友。”一句話像釘子般釘在墻上，獄警都愣了神。

到了1970年年初，氣氛日益緊張。省里決定“以極端手段震懾潛伏的階級敵人”。吳曉飛的案卷被批紅字：“從嚴懲辦”。二月中旬，他被提審最后一次，問有無遺言。少年淡淡回答：“我只希望你們把稿子看完。”審訊者嗤笑：“多費什么心！”

于是，便有了那場萬人大會。吳曉飛站在高臺，牛皮繩深深勒進手腕，但他仍抬頭環視看臺。有人認出他是昔日一中的“吳才子”，淚在眼眶里打轉，卻不敢吭聲。宣判書念畢，掌聲、口號、碎雞蛋與沙土齊飛，他的目光卻落在遠處初升的太陽。

行刑前，吳曉飛要求朗讀詩句。短暫商議后，押解者居然點頭。他清了清嗓子，用沙啞卻穩健的聲線背出：“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尾音一落，槍聲劃破冬晨。少年蜷縮倒地，脖頸處只剩最后一縷余溫。

1980年，江西省委發布文件，為“吳曉飛反革命案”徹底改正，確認其為無辜。曾經的損毀手稿，被整理成冊，存入省檔案館。知情者說，昭雪大會上，老同學把那本發黃筆記本舉得很高，像是在替少年完成一次遲來的朗讀。

一路數來，動亂歲月里倒下的不止吳曉飛。名字留在案卷的有數千，無名的更多。他們共有的面龐是稚氣未脫，他們共有的武器是一腔熾熱的擔當。歷史并不因冷風而停擺，它只是等待再次被點燃的時刻，而火種往往藏在最年輕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