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屏幕亮起的第七次,我終于按下接聽鍵。電流嘶嘶作響的背景音里,是他壓抑著怒氣的聲音:“林薇,你這個月的錢為什么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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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梧桐樹的影子斜斜鋪在地板上,我把手機開了免提擱在茶幾上,轉身繼續熨燙那條墨綠色的連衣裙。蒸汽嘶嘶升起,布料舒展的聲音細微如嘆息。“陳嶼,”我說,聲音平穩得讓自己都驚訝,“我們已經分手三個月零十七天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五秒鐘。
“就算是分手,”他的語調變了,那種熟悉的、帶著學術腔調的從容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急躁,“我們說好了過渡期的。你知道我剛進研究所,實習補貼根本不夠——”
“我們說好了什么?”我打斷他,熨斗停在連衣裙的腰際。那里有個不明顯的修補痕跡,是四年前他第一次拿到獎學金時,我們去二手市場淘來的裙子。當時他蹲在攤位前,舉著這條裙子對我笑:“薇薇,等你穿上它去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熨斗的蒸汽模糊了視線。我關掉開關,聽見自己的聲音繼續說:“分手是你提的。你說得很清楚,‘我們的成長軌跡已經不在同一維度了’。陳博士,我現在確實跟不上你的維度,連每個月按時打錢這點小事都做不到了。”
“林薇!”他幾乎是吼出來的,然后立刻壓低聲音,我幾乎能想象他環顧實驗室,確認沒人在附近的樣子,“別這樣,我們好好說話。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我重復這兩個字,忽然笑起來。
以前是四年前,他攥著斯坦福的錄取通知書在出租屋里轉圈,然后突然蹲下來抱住膝蓋。窗外的夕陽光把他的白襯衫染成暖金色,他說薇薇怎么辦,全獎只夠學費。我那時候在廣告公司做設計助理,月薪六千二,付完房租還剩三千。我摸著他刺猬一樣的短發說,去吧,我供你。
第一年最艱難。我接了四份兼職,最忙的時候連續三天只睡十小時。視頻時他總在圖書館,背景是成排的英文書。他說薇薇再等等,等我畢業找到工作。他說這句話時,眼睛亮得像有星星掉進去。我截屏了那個畫面,設成手機壁紙用了整整一年。
第二年他適應了,開始跟我講奎因的邏輯哲學,講實驗里那些我完全聽不懂的變量。我在這頭點頭,手指在數位板上修改客戶第三十七次要求重做的海報。掛斷前他說,薇薇你黑眼圈好重。我說沒事,你好好讀書。
第三年他第一次沒在紀念日打電話來。我算好時差,在他那邊早上七點打過去。他接得很快,背景音里有年輕女孩的笑聲,用英語問“陳,誰呀”。他說“我家人”,然后走到安靜處。我們沉默了兩分鐘,他說薇薇,導師很看好我,可能可以直博。我說好啊,聲音輕得像怕驚動什么。掛斷后我查了直博的年限,又查了舊金山的物價,然后接了個急單,通宵到早上六點。
第四年,他回國參加學術論壇,我們見了三次。第一次在機場,他推著兩個大箱子,我跑過去時他愣了兩秒才伸手抱我。他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不是我們以前在超市挑的那種檸檬味洗衣液。第二次在酒店,他電腦開著,滿屏的英文論文。我坐在床邊看他背影,忽然覺得這個人在四年的視頻通話里變得既熟悉又陌生。第三次他就要走了,在安檢口前,他說薇薇,我們得談談。
“談什么?”那天我問,手指無意識地摳著背包帶子。
他避開我的眼睛,看機場大屏幕上滾動的航班信息。“我覺得……我們可能不太合適了。我的意思是,你很好,真的,沒有你就沒有我的今天。但我在想一些很深刻的問題,關于人生方向,關于精神層面的契合……”
“陳嶼,”我安靜地聽他說完,然后問,“你是不是在那邊,遇到更‘合適’的人了?”
他像是被燙到一樣猛地抬頭,臉漲紅了:“不是你想的那樣!是……是思維層面,你明白嗎?我和蘇珊能討論懷特海的過程哲學,能一起寫論文,可和你視頻時,我們除了‘今天吃了什么’‘工作累不累’,還能說什么?”
蘇珊。我默念這個名字,想起那次電話里的女聲。
“所以呢?”我的聲音出奇地平靜。
“所以……我們暫時分開吧。給我一點時間整理思緒,也給你時間……提升自己。我們可以保持聯系,生活費你可以繼續——”
“陳嶼,”我打斷他,生平第一次覺得這個男人如此陌生,“我不會再給你打錢了。從現在開始,一毛都不會有了。”
安檢口的廣播在催促,他難以置信地看著我,像是聽不懂中文。四年了,我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這種表情——不是感激,不是歉意,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崩塌。他理所當然地以為,那座名叫“林薇”的燈塔會永遠亮在那里,無論他航行多遠,回頭總能看見。
“薇薇你別沖動——”
“再見,陳博士。”我轉身就走,沒回頭。眼淚是在坐上地鐵時才掉下來的,一串一串,怎么也擦不完。鄰座的老太太遞過來一包紙巾,用上海話說:“小姑娘,不值得呀。”
不值得。這三個字在我心里轉了四個月,轉到銀行卡余額只剩三位數,轉到房東來催下季度房租,轉到我終于決定賣掉他送的唯一一條項鏈——不是什么貴重東西,鍍金的鏈子墜著一顆碎鉆,是他用第一個月獎學金買的。他說薇薇等我以后給你買真的。
項鏈賣了八百塊。我用這筆錢報了線上的設計進階課程,每天晚上聽課到深夜。老師說我有靈氣,缺的是系統訓練。靈氣。這個詞和陳嶼說過的“不合適”在我腦海里打架,打到凌晨三點,我爬起來做課程作業,天亮前交了稿。
“林薇,你在聽嗎?”
電話那頭的聲音把我拽回現在。熨燙好的連衣裙散發著溫熱的氣息,墨綠色在晨光里像一泓深潭。
“在聽。”我說,端起茶幾上涼掉的半杯水喝了一口,“我只是在想,你這通電話的費用要不要我分擔。國際長途挺貴的吧?”
“你非得這樣嗎?”他聲音里的怒氣褪去了,換上一種我熟悉的疲憊,以前他熬夜寫論文時就是這樣,“薇薇,我承認分手是我的問題。但我們這么多年感情,你真要做得這么絕?”
窗簾被晨風吹得微微鼓起。我看著那片晃動的光影,一字一句地問:“陳嶼,你還記得我左手食指上那道疤是怎么來的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更長的時間。
我知道他不記得。那道疤是三年前的冬天留下的。我同時在便利店和咖啡館打工,有天凌晨下大雪,便利店門口的積雪結了冰。我捧著熱咖啡急匆匆趕去咖啡館的早班,滑倒了,咖啡潑了一手,杯子碎在手邊。碎片扎進食指,血流出來,在雪地上開出細小的紅花。
我給便利店店長打電話請假,然后在雪地里坐了五分鐘。不是因為疼,是因為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樣活著。但五分鐘后天亮了,我必須去咖啡館接班。于是我爬起來,用圍巾胡亂裹住手指,踩著積雪繼續往前走。
那天晚上和陳嶼視頻,我下意識地把左手藏在身后。他說薇薇你臉色好差。我說可能沒睡好。他沒追問,興致勃勃地說導師夸他論文有新意。我微笑著聽,食指一跳一跳地疼,紗布下可能已經發炎了。
那道疤后來愈合得不平整,微微凸起一道淺白色的痕跡。我現在下意識地用拇指摩挲它,像摩挲一枚隱秘的勛章。
“疤……”陳嶼遲疑地說,“是你做飯時切的?”
你看。就是這樣。四年里,我為他學會了做他愛吃的紅燒肉、清蒸鱸魚、酒釀圓子。他把這一切理所當然化,連同那道來自完全不同緣由的傷痕。
“不重要了。”我說,聽見自己聲音里的某種東西徹底沉淀下去,“陳嶼,我不會再給你打錢了。不止這個月,以后都不會了。你有全額獎學金,有研究所補貼,有和你討論哲學的蘇珊。你會活得很好,比我供養你的四年更好。”
“薇薇——”他急切地想說什么。
“而我,”我繼續說,目光落在熨燙平整的連衣裙上,“我要開始為自己活了。這些年我學會了熬夜、省錢、忍耐,學會了在你焦慮時安撫你,在你沮喪時鼓勵你。現在我要學點別的了,比如怎么不熬夜也能完成工作,怎么花錢讓自己開心,怎么在不忍耐的時候說不。”
電話那頭只剩下呼吸聲,急促而不穩。
“對了,”我想起什么,補充道,“那條項鏈我賣了。八百塊,剛好夠一期設計課程的學費。老師說我有靈氣,你說諷刺不諷刺?被你判定為‘維度不夠’的人,在別人眼里居然是有靈氣的。”
“薇薇……”他聲音啞了,“對不起。”
這三個字來得太遲,輕飄飄的,落在四年光陰壘起的廢墟上,連回聲都沒有。
“我接受你的道歉。”我說,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真的接受了,“但這不代表原諒。陳嶼,我不恨你了,但我也不會忘記這四年我是怎么過來的。你可以繼續在你的維度里高歌猛進,只是別再回頭看我了。那座燈塔,滅了。”
說完這句話,我沒等他回應,掛斷了電話。
陽光已經完全灑滿客廳。我拎起熨燙好的連衣裙走進臥室,換上,站在穿衣鏡前。墨綠色的布料襯得膚色很白,腰線收得恰到好處。四年了,我一直舍不得穿它,總覺得要等到某個足夠重要的場合——比如他的畢業典禮,比如我們的婚禮。
但現在我突然明白了,沒有什么比自己活著更重要的事。
手機震動了一下,銀行短信進來,一筆稿費到賬了——是我上周接的插畫私活。數字不算大,但足夠付下個月房租,還能剩下一點。我盯著那個數字看了很久,直到眼眶發熱。
客廳里的老座鐘敲了九下。我今天要去面試,一家業內口碑很好的設計工作室。簡歷投出去時根本沒抱希望,但他們昨天打電話來,說看了我的作品集,特別是那份課程作業,想約我聊聊。
鏡子里的女人眼眶微紅,但脊背挺得很直。四年供養別人的日子里,我差點忘了自己也曾是美院專業課第一的學生,差點忘了導師說我筆下有“罕見的直覺”。四年,我從二十三歲走到二十七歲,最好的年紀,全都澆灌在了別人的田野上。
而現在,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了。
出門前,我把手機里所有和陳嶼有關的照片一一刪除。最后一張是我們剛認識時在美院櫻花樹下的合影,兩個人都笑出一口白牙,他笨拙地攬著我的肩,我手里還拿著剛買的畫具。那天的陽光和今天一樣好。
我按下了刪除鍵。
去地鐵站的路上,我給他發了最后一條信息:“陳嶼,錢我不會再打,也請你不要再聯系我。過往四年,我付出,我甘愿,但到此為止。祝你在你的維度里一切順利,也請祝我在我的世界里重新開始。勿回。”
發送,拉黑,動作一氣呵成。
地鐵進站的風掀起我的裙擺。墨綠色在灰暗的站臺里像一葉逆流而上的舟。我走進去,在擁擠的車廂里抓住扶手,玻璃窗上倒映出自己模糊的面容。二十七歲,眼角有了細紋,但眼睛還亮著,比四年前那個在機場送別時強忍淚水的女孩,多了些別的東西。
到站,出站,按著導航找到那棟設計感很強的白色建筑。前臺姑娘領我進會議室,倒來一杯水:“林小姐稍等,總監馬上來。”
我道謝,坐在椅子上,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食指上那道疤。粗糙的觸感,像一條微型的山脈。這時門開了,一個穿亞麻襯衫的女人走進來,三十多歲,利落的短發,手里拿著我的作品集。
“林薇?”她笑著伸手,“我是周然。你的作業我看了,特別是那張《失重》——女孩在深海里下墜,但手里緊握一束光。能說說創作時的想法嗎?”
我握住她的手,溫暖,有力。
“那是一個關于放手的夢。”我說,聲音在安靜的會議室里清晰而平穩,“下墜很可怕,但握了太久的東西,松手后才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浮起來。”
周然眼睛亮起來,她在我對面坐下,翻開作品集:“那我們聊聊,關于光,關于浮力,關于你筆下的所有可能。”
窗外的陽光移過來,落在我手邊那杯水上,晃出一片碎金。我忽然想起四年前送陳嶼去機場的那天,也是這樣的好天氣。他過安檢前回頭看了我一眼,揮了揮手,然后轉身匯入人海,沒有回頭。
而今天,坐在這間灑滿陽光的會議室里,我終于也學會了不回頭。
“開始吧。”我對自己說,然后對周然露出一個真正的、久違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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