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嘔心瀝血打下一片江山,到了要交班的時候,你選擇誰?
1989年的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就面臨著這道終極選擇題。
然而,最終結果讓所有人跌碎眼鏡,繼承他至高權柄的,不是他兒子,而是他一個出身并不顯赫,當時宗教頭銜也非頂格的學生——哈梅內伊。
那么問題來了,在極為看重血統與師承的什葉派政治傳統里,霍梅尼為何上演了這樣一出打破常規的“權力禪讓”?
“家傳”路已斷
首先,我們必須破除一個迷思,霍梅尼并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傳賢不傳子”。
在重視家族與血統的伊斯蘭革命早期語境下,子承父業很正常。
霍梅尼的長子賽義德·穆斯塔法,就曾被廣泛認為是“天然的繼承人”。
他不僅博學多識,而且深受霍梅尼信任,在革命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77年,在伊斯蘭革命勝利的前夕,穆斯塔法在伊拉克突然離世,伊朗官方宣稱其死于心臟病,但廣泛流傳的說法是他被前國王巴列維的秘密警察刺殺。
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對霍梅尼是巨大的打擊,也相當于提前折斷了家族傳承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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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去世后,次子艾哈邁德·霍梅尼成為了家族中的核心人物。
他長期陪伴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和顧問的角色,看似近水樓臺。
然而,艾哈邁德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資質與威望,遠遠無法與其父比肩。
他更像一個生活秘書,而非一個能駕馭復雜政治局面的領袖。
有分析指出,霍梅尼認為艾哈邁德“不符合要求”,能力與忠誠度可能都未達到繼承一個最高領袖的標準。
讓自己不滿意的兒子接班,無異于將畢生革命事業置于風險之中。
因此,當1989年霍梅尼病危時,他面臨的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個既成事實:家族內部,已無合適人選。
這迫使他必須將目光投向“外人”。
時勢造領袖
理解了霍梅尼“無人可傳”的無奈,我們就能明白霍梅尼的選擇了。
既然無法傳給后代,索性找一個最靠譜、伊朗最需要的人,繼承自己的大業。
那么,這一時期的伊朗,究竟需要怎樣一位繼承人呢?我們先來看看彼時伊朗的情況。
1989年的伊朗,正處于一個極其危險的歷史十字路口。
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剛剛結束。
這場戰爭讓伊朗經濟瀕臨崩潰,青壯年死傷慘重,社會彌漫著疲憊與不滿。
國家就像一個剛從重癥監護室出來的病人,急需穩定和恢復,再也經不起任何內部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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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戰爭雖結束,但戰爭期間被壓抑的各種矛盾開始浮出水面。
政權內部出現了以蒙塔澤里為代表的“改革派”聲音,他們質疑現行政策的僵化,甚至對“教法學家統治”的絕對性提出溫和挑戰。
外部則有流亡勢力和反對派伺機而動。此時的伊朗伊斯蘭政權,遠未高枕無憂,其合法性正面臨嚴峻的內部拷問。
在這樣的背景下,最高領袖的寶座需要的不是一位德高望重但可能過于理想化的宗教學者,而是一位能掌控槍桿子、穩住局面、且意識形態絕對可靠的強力領導人。
這個人必須有能力平衡軍隊、革命衛隊、議會和宗教勢力,必須能毫無猶豫地鎮壓任何動搖國本的異動。
簡而言之,伊朗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強人,其次才是一位宗教領袖。
為何是哈梅內伊?
當選擇繼承人的標準從“誰的血統或宗教地位最高”變為“誰能穩住伊朗”時,阿里·哈梅內伊的形象瞬間從眾多候選人中凸顯出來。
他幾乎是一個為這一時期的伊朗量身定制的答案。
當霍梅尼即將卸任時,哈梅內伊當時已擔任了8年的伊朗總統,是兩伊戰爭期間名義上的國家最高行政長官。
盡管總統在伊朗憲政中權力受限,但長達八年的任期讓他深入參與了戰爭決策與國家管理,與軍隊和革命衛隊高層建立了密切聯系。
他不是一個空有理論的教士,而是一個有著豐富行政和軍事協調經驗的圈內人。
在當時,沒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國家機器如何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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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哈梅內伊又是霍梅尼最堅定的追隨者之一。
從1963年就投身反國王運動,數次被捕入獄,到革命后擔任要職,他從未在意識形態上有過絲毫動搖。
在蒙塔澤里即伊斯蘭教什葉派大阿亞圖拉(伊斯蘭最博學者),都開始“思想開小差”的時候,哈梅內伊始終是“伊斯蘭革命原則”最徹底的捍衛者。
對于擔心革命事業變質的霍梅尼來說,哈梅內伊的忠誠與堅定,比任何宗教頭銜都更有分量。
因此,據后來當事人的回憶,1989年3月,當幾位核心人物還在為繼承人問題發愁,試圖給霍梅尼提供意見時,病重的霍梅尼直接指向了哈梅內伊,明確指定他為接班人。
當時在場的哈梅內伊本人都感到“震驚”。
這最后一刻的指認,徹底掃清了所有程序上的障礙。
第二天霍梅尼逝世后,專家委員會迅速召開會議,哈梅內伊拿到了74票中的60票,成為霍梅尼之后伊朗的最高領袖,直至今日。
所以,選擇哈梅內伊,是霍梅尼在家族傳承斷裂、國家危如累卵的情勢下,做出的一個無奈又現實的決定。
這不是對血統的背叛,而是對國家安全與革命政權的優先保障。
上臺之初,哈梅內伊或許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但他確是當時唯一能同時滿足“掌權能力”和“政治忠誠”這兩個生死攸關條件的人。
參考資料
郭隆隆.霍梅尼的繼承人之爭.國際展望,1988,(02):8-10+1.
賀去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制度研究.西北政法大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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