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宗祿文冊，看明代山西藩王如何“吃”垮國庫？

▲明代晉端王與王妃墓出土器物

明代山西藩王

宗祿冊的發現與意義

文/孫繼民 孟月

明代山西藩王宗祿文冊隱含于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古籍《藝文類聚》紙背，是上海圖書館公文紙本古籍發現的明代系列冊籍中最新的一種。

該本《藝文類聚》為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平陽府刻公文紙印本，印紙使用的是被廢棄的明嘉靖至萬歷年間官府公文檔冊。

據我們統計，全書100卷，共12冊，計1281葉，其中紙背帶公文內容的有716葉，約占全書總書葉的56%。在上海圖書館公文紙本古籍中，該本紙背保存明代文書的總葉數、總字數和含字紙葉比例都比較高，堪稱一宗數量豐富內容集中的明代官府公文檔冊。

▲明代晉端王墓出土的珍珠

這批公文檔冊大體分為兩類，少數一類為結狀文書，多數一類為藩王宗祿文書。結狀文書為山西平陽府所屬各州縣有關呈報清理文卷、稽考倉糧、歲報錢糧等文冊的執結狀，文末鈐有相關州縣的印章，時間多在萬歷四年（1576年）、五年（1577年）。

如卷48第15葉和卷25第4葉背綴合而成的一件完整結狀：“平陽府解州平陸縣今于/與結狀為歲報錢糧等事。依奉查得本縣倉庫并夏秋稅糧數目查明/造冊外，中間不致差訛,結狀是實/萬歷伍年正月（朱印）日縣丞趙恒嘉（背面簽押）。”

▲金冥錢（晉端王墓出土）

藩王宗祿文書為遷封于平陽府的明王朝宗室交城王府、陽曲王府、西河王府和懷仁王府有關王府宗儀祿糧解納、放支的冊籍，形成時間約在萬歷五年之前。

據明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交城王府，在平陽府城南門內景行坊，正統二年建，晉定王第二王子分封。陽曲王府，在平陽府城內，平陽王廢府西，正統二年建，晉定王第三王子分封。西河王府，在平陽府城內，平陽王廢府東，正統二年建，晉定王第四王子分封，今二世。懷仁王府，初建大同府城內。天順四年，徙建霍州城內，代簡王第八王子分封。”

由此可知，交城王、陽曲王和西河王屬于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晉恭王棢一系的房支（據《明史》卷116，晉定王為晉恭王棢之子），懷仁王屬于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簡王桂一系的房支，交城王府、陽曲王府和西河王府位于平陽府城即今山西省臨汾市區，懷仁王府位于霍州城即今山西省霍州市區。

▲織金緞芭蕉仕女紋裙

（晉端王夫人院氏墓出土）

以上諸藩王的宗祿文書，以懷仁王府最為豐富和集中，其中多處提及懷仁王府霍州倉，如卷12第13葉、卷31第10葉、卷87第10葉紙背等均有“王府霍州倉”等文字，由此推知懷仁王府宗祿文書的行文主體應是霍州倉。至于交城王府、陽曲王府和西河王府的宗祿文書，因卷54第11葉第3行紙背有“本府劉知府、李通判等人折鈔訖”和卷54第11葉第7行紙背有“給本府并平陽衛合屬等衙門官吏”等文字，也可推知行文主體應是交城王等三王府所在的平陽府倉。

《藝文類聚》紙背所保存的明代公文檔冊是明代山西平陽府地區官府行政的原始記錄和財務賬冊的珍貴檔案，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尤其是宗祿文書作為反映明代嘉靖、萬歷時期山西地區藩王政治地位和經濟關系的罕見官方原始檔案，其學術意義更為突出。

▲蓮花童子紋銅鏡

廣昌安僖王妃田氏墓出土

第一，宗祿文書在迄今所知明代冊籍之外提供了新見類型冊籍的實物樣本。

《藝文類聚》紙背宗祿文書涉及的明代藩王府總共為交城王府、陽曲王府、西河王府和懷仁王府四個，但實際上交城王府、陽曲王府、西河王府三個王府的宗祿收支情況集中見于平陽府倉編制的同一個宗祿收支冊上，而懷仁王府的宗祿收支情況則見于霍州倉編制的另一個宗祿收支冊上。平陽府宗祿收支冊和霍州宗祿收支冊由于當時刷印古籍的需要，曾對原來的紙張進行了裁切，大體是將原來的紙張一分為四，因此每張書葉大體只是保存了原來宗祿冊紙張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原有紙張次序已經完全打亂。

根據我們對現有書葉的整理和比對復原，可以發現懷仁王府宗祿收支冊保存的內容遠多于其他三王宗祿收支冊保存的內容，文冊形式也遠較其他三王宗祿冊豐富和完整。在懷仁王府宗祿文書中，我們發現有三紙內容相同的紙葉，兩紙內容相同的紙葉更多些，因此推知懷仁王府宗祿冊至少應有一式三份，其他三王宗祿冊也應不止一份。

盡管我們對懷仁王府宗祿冊的整理比對由于若干內容殘缺暫無法全部復原，但可以知道宗祿冊內容主要由三大部分構成：

第一大部分相當于懷仁王府宗祿的預算部分，包括王府宗儀人員姓名爵位的數量構成、各爵位等級的宗祿發放標準、宗祿的歲支種類（本色、折色）數量以及折銀等內容；

第二大部分相當于懷仁王府霍州倉宗祿的收入部分，其中又可分為宗祿解納的橫向空間構成和縱向時間構成兩個部分，橫向構成是分別在原派本色和原額折色之下分列平陽府所屬各州縣歲入夏稅銀和秋糧銀或者鹽鈔銀的情況，縱向構成是各在本色、折色之下按年月日的時間順序自前往后排列各州縣解納夏稅銀、秋糧銀或者戶口鹽鈔銀的情況（包括通完、解完、未解、全欠等項）；

▲晉端王墓出土的金戒指

第三大部分相當于懷仁王府霍州倉宗祿的支出部分，依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至萬歷三年（1575年）各年度內月日順序列記每次放支本色祿糧祿銀或折色鈔銀的情況。

我們知道，明代冊籍流傳至今的實物文獻最著名的是魚鱗圖冊和賦役黃冊，此外，在徽州文書和一些博物館保存的明代冊籍中還有個別散見的歸戶冊、實征冊和清丈冊等。即使這些存世極少的明代冊籍，其中相當部分還是民間的抄件或節錄本，真正的官府檔冊原件少之又少。

因此，以上懷仁王府宗祿收支冊為我們展示的以前未曾見過的全新檔冊形式，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它與我們在整理明代古籍公文紙背文書中發現的一大批明代官方的冊籍類文書原件，如前些年已經介紹過的后湖黃冊、北方黃冊和美國哈佛大學藏黃冊，和已經研究過的清勾軍冊、考語冊、小黃冊，以及我們正在整理研究的小黃冊、水軍餉銀支放冊和鹽冊等，一起構成了近年新發現明代官府冊籍的重要內容。

▲孔雀藍釉雙耳瓶

奉國將軍云崖翁朱表楌墓出土

第二，宗祿文書為研究明代藩王宗祿制度提供了珍貴的新史料和細節資料。

明朝藩王制度是有明一代重要的制度構成之一，《明史》《明實錄》《明會典》和《萬歷會計錄》等史籍都收入了大量明代藩王制度的內容，自然也包含了不少涉及藩王宗祿制度的內容和事例。但是，這些典籍有關藩王制度、宗祿制度的內容，由于篇幅的限制和主要是著眼于整個王朝而設定制度框架、敘事體例和選擇剪裁史料，雖其中也不乏一些具體事例和具體材料，但就總體情況而言，有關藩王宗祿制度的具體材料和細節材料仍然相對較少，因此，紙背文書所見藩王宗祿冊提供的新資料和細節資料就彌足珍貴。

例如關于宗祿的入倉收貯環節，我們根據萬歷本《明會典》卷38《宗藩祿米》和《萬歷會計錄》卷32《宗藩祿糧》的記載，僅知“親王錢糧就于王所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則例期限放支”和“郡王祿米俱于親王府倉上納，聽令按季支用。鎮國將軍以下祿米于有司官倉收貯，二次支給”寥寥數語。

▲晉端王墓出土的玉帶銙

而我們根據懷仁王府宗祿冊提供的資料，可知懷仁王府宗祿是收貯于平陽府的霍州倉，其祿糧來源于平陽府下轄的霍州、隰州、吉州、解州、聞喜縣、萬泉縣、蒲縣、浮山縣、平陸縣、太平縣、臨晉縣、洪洞縣、岳陽縣、汾西縣、趙城縣、永和縣等10多個州縣的夏稅和秋糧以及戶口鹽鈔銀，遠比我們想象復雜得多。

又如萬歷本《明會典》和《萬歷會計錄》均詳于宗祿的歲支標準、本折比例而略于具體的放支程序和過程，我們很難從中尋覓宗祿放支環節的動態流程，懷仁王府宗祿冊則提供了大量生動的具體實例。

我們可以隨便舉出《藝文類聚》卷62第10葉紙背內容的一個例子加以說明：“（嘉靖某年）伍月拾陸日，壹件懇乞均恩垂憐極苦補給絕望祿糧事。蒙布政司批：據本州申，動支趙城縣大戶喬子芳截解肆拾貳年秋糧銀貳拾兩伍錢伍分，給與宗室俊桗作叁拾柒年正月初壹日起至叁月拾肆日止本色祿糧。支領訖。”

這條簡短的放支信息告訴我們：提出“壹件懇乞”祿糧事由的申請人是屬于懷仁王府的“宗室俊桗”，審議批準放支宗祿的機關是山西布政司，而向布政司申呈行文的是“本州”亦即宗祿收支冊的制作機關霍州衙門；祿糧的來源是動支趙城縣大戶喬子芳解納的嘉靖四十二年秋糧銀貳拾兩伍錢伍分，俊桗領取祿糧的額度則是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十四日的本色祿糧；“支領訖”則表明俊桗支領這批祿糧的時間是“伍月拾陸日”。宗祿冊這些以似簡潔語言反映祿糧放支動態過程的細節資料和新資料往往不見諸史籍，非常值得珍視。

▲晉端王墓出土的玉帶銙

第三，宗祿文書也可以為研究明代賦役史、財政史和經濟史提供具有借鑒意義的參考資料。

例如從宗祿收支冊可以發現，在官倉祿糧的解納入倉環節，“大戶”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除了“永和縣義官郭時智觧萬歷元年夏稅銀”若干、“浦縣散官王賃賢觧萬歷元年夏稅銀貳百壹拾陸兩”若干、“靈石縣陰陽官文沖斗解萬歷元年夏稅銀”若干、“聞喜縣官孫善政解萬歷元年夏稅銀”、“趙城縣候缺吏晉彥通解萬歷元年秋糧銀”若干等少數實例外，解納祿糧者均為各個州縣的“大戶”，其中僅“隰州大戶”先后出現的不同人名就有30個，卷3第6葉紙背的“隰縣大戶溫世倫納肆拾肆年秋糧銀叁兩肆分壹厘柒毫伍絲”就是其一。

所謂“大戶”，據《明史》卷78《食貨二》引河南巡撫范景文言：“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可見大戶與明代的賦役制度密切相關。平陽府下轄30多個州縣，每個州縣在宗祿冊都出現過若干個大戶姓名和解納情況，如果將宗祿冊的大戶情況全部匯集起來，無疑是一筆可觀的賦役史和經濟史的珍貴資料。

▲晉端王墓出土的玉飾件

再如卷7第5葉紙背有一條內容：“前件依奉查得拖欠夏秋祿銀，系隔別州縣，不屬所轄各州縣。壹條鞭派糧先侭邊糧，次征祿糧。委系小民拖欠，理合回報。”這里所說的明代一條鞭法“先侭邊糧，次征祿糧”的征派原則是為了強調祿糧的征派僅次于邊糧的征派，以凸顯宗祿征派的重要，但這一原則絕少見于傳世典籍記載。

又如明代財政收支環節和經濟活動中常見“兌支”一語，而其涵義難得的解。宗祿冊記錄了懷仁王府支領宗祿的大量實例，其中不乏“兌支地糧”的事例，卷3第10葉紙背：“拾捌等日兌支地糧事。蒙分巡河東道批允，宗室佃地該納與肆拾肆年大戶周朝相秋糧銀肆千伍百肆拾貳兩柒錢捌分玖厘捌毫貳絲，未納，兌除叁拾伍年冬季肆分本色祿糧訖。”

▲晉端王墓出土的骨飾

對于這次懷仁王府“兌支地糧”的內容，紙背文書明確記載就是王府莊田應繳納給大戶的嘉靖四十四（1565年）年秋糧銀，并未繳納，于是相應地扣除了王府應支領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冬季的四分本色祿糧。可見“兌支”實即采用調換、兌換形式的支領方式，宗祿冊提供的用語實例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明代相關詞語的準確時代內涵。

當然，山西宗祿冊的資料價值和學術意義絕不限于以上三點，像宗祿冊書式與后來奏銷冊書式的發展、遞進關系，懷仁王府宗祿冊和其他三王宗祿冊保存的大量宗室儀賓人名所反映的藩王貴族構成、人口構成問題，宗祿冊所反映的宗室內部有爵位的貴族、無爵位的庶人、罪宗相互之間的關系及其宗祿待遇差異問題，地方官府與王府的宗祿管理問題，王府家族與地方社會的關系問題等，都為我們將來進一步認識和解讀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明青花“晉府宮用”款八開光外鹿紋內龍紋花口杯

山西太原食品街建設工地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