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的秋風里，河北豐潤縣顯得格外蕭瑟。
楊永松兩口子站在一個小土包前，剛釘好的那口薄棺材里，裝著他們才兩歲的大兒子。
要是放在太平日子，這事兒能把天都塌下來，當爹媽的非得大病一場，好些日子緩不過勁兒來。
可那會兒，這兩口子——楊永松和他懷著身孕的媳婦——甚至都沒工夫多哭兩聲。
剛把孩子埋好，抹了一把臉，兩人就咬牙站了起來，接著趕路。
為啥這么急？
因為上頭給的任務不是讓你搬家過日子，而是去“搶地盤”。
國民黨那邊也在往東北趕，這就是在拼腳力。
延安那邊算盤打得精，沒派多少整編大軍，派的全是干部。
這道理明擺著：東北不缺拿槍的，缺的是能帶頭、能建立政權的“主心骨”。
楊永松就在“山東干部第一隊”里，這一百來號人，都是這盤大局里的棋子。
這一路走得那叫一個苦。
從陜北出發，得先去山東，再轉道去東北。
地圖上看著沒多遠，可為了避開敵人的眼皮子，這就不能走直線，得繞大圈子，路程一下子翻了好幾倍。
楊永松當時的情況，簡直是把所有的難處都湊一塊了：身子骨垮了，老婆大肚子，還要趕時間。
還沒動身，嚴重的腸胃炎就找上門了，他連邁步都費勁。
再加上媳婦手里還得拽著那個兩歲的大寶。
這配置，怎么看都不適合急行軍。
可在大局面前，個人的這點難處，被壓縮到了極限，壓根不算事兒。
那個死在半道上的孩子，說白了就是被路途顛簸給折騰沒的。
加上缺醫少藥，原本的小毛病硬是拖成了奪命符。
這對楊永松夫婦來說，代價太大了。
當初在延安抗大，兩人沒經驗，把每個月發的保健費、媳婦紡線掙的那點辛苦錢，全貼補在這個長子身上了。
日子雖窮，孩子卻是心里的念想。
如今，念想斷了。
能歇歇腳嗎？
想都別想。
當時的形勢是，誰先踏進東北，誰就能在那片黑土地上扎下根。
楊永松是老資格的政工干部，身上背著接收和整編部隊的重擔。
于是，埋完孩子繼續北上，看著是不近人情，可那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為了大局必須做的選擇。
憑著這股狠勁，他們硬是撐到了沈陽。
在那里，楊永松見到了陳光，緊接著又被引薦給了羅榮桓。
別看楊永松那時候病怏怏的，資歷那是真硬。
抗戰剛開始，他就是115師主力的筆桿子——師政治部秘書長。
1943年去延安進修前，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特批了他成家。
這里頭有個細節挺有意思。
按照那會兒的規矩，想結婚得夠“二八五團”的杠杠——28歲，正團級。
楊永松那年才26，職務是團政治部主任，兩條線都沒夠著。
組織為啥給開了綠燈？
理由既實在又暖心：這一去延安路太遠，中間還要穿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和國民黨的地盤，搞不好命就沒了。
為了對人家姑娘負責，也對干部負責，這事兒就批了。
這就能看出來，原則歸原則，組織心里還是有本“人情賬”的。
到了地頭，楊永松干上了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副秘書長。
這官有多大？
那時候部隊編制亂得很，旅、師都混叫團。
等到1946年6月正規化改成師一級后，這個副秘書長起碼是個副師級。
要是放到1949年有了兵團建制，那就是副軍級的大員。
在那個擴充兵馬的關鍵時候，政治部最重要的活兒就是“消化”。
一邊要把出關的老底子編成能打大仗的野戰縱隊；另一邊，還要改造那些五花八門的收編隊伍。
這活兒最耗神，也最累人。
正當楊永松想甩開膀子大干一場的時候，身體徹底對他罷工了。
1946年4月，譚政帶著另一撥干部班底到了東北，兩邊的政治部合并。
原先的主任陳正人去了前線，譚政接手。
就在這時候，楊永松的肝病犯了，再加上痢疾怎么治都不好，整個人徹底倒下了。
擺在他跟前就兩條路：
一是硬撐著賴在機關里，一邊干活一邊治；
二是徹底交權，去后方大連養著。
這選擇太難了。
東北戰場正從挨打轉向反攻，正是建功立業的黃金期。
這一走，那就是跟這場宏大的戰爭敘事說拜拜。
可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由得他選了。
最后，他只能被送去大連養病，離開了指揮中心，也離開了火線。
這一躺，就是兩三年。
當四野的大軍在黑土地上橫掃千軍的時候，楊永松只能在病床上跟病魔斗。
雖說沒撈著仗打，老天爺倒是補了他點別的。
在大連養病那幾年，家里先后添了兩個大胖小子。
這大概是對他在進軍路上夭折長子的一種遲到的補償吧。
1949年2月，平津那邊打完了，大局已定。
身體剛好點的楊永松坐不住了。
他拖家帶口從大連趕回沈陽，進關找大部隊要工作。
那會兒，四野大軍正磨刀霍霍，準備下江南。
組織這回給他安排了個好差事：新組建的戰車師（坦克師）政委。
這是個高科技兵種，多威風，代表著軍隊現代化的臉面。
楊永松摩拳擦掌，都準備好跟著大軍一路打過長江去了。
誰知，命運又給他開了個玩笑。
4月以后，四野主力南下，戰車師卻被留在了北方。
道理很簡單，全是地形鬧的。
南方水網密布，到處是水田，重型坦克開過去就是活靶子，非但沒用，還得成累贅。
楊永松想上前線發光發熱的念頭，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又泡湯了。
回頭看楊永松這段日子，你會覺著特別“擰巴”。
該跑路搶時間的時候，身體最差；該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得不去養病；最想跟著大軍南下的時候，卻因為兵種不對路被留下了。
建國后，他先后當過華北軍區裝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工程兵政委，一直干到1978年當了顧問，最后以副兵團職離休。
從1945年那個埋葬孩子的路口開始，他走的每一步，都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為了配合那個時代巨大、精密、有時候甚至顯得冷冰冰的戰爭機器運轉。
但也正因為有無數個像他這樣，甘愿犧牲小家、忍著病痛、聽從指揮的“螺絲釘”，這臺大機器才能最終把舊世界碾個粉碎，造出一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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