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告知1965年軍隊定級情況及級別問題

1965年6月，解放軍取消了軍銜制度。所有將帥摘下肩章，改按行政級別拿工資。

同樣是副兵團級上將，有人定行政5級，有人卻只能拿6級。陳再道不明白，洪學智也想不通。

這一級之差，工資倒是關鍵是為什么？憑什么？直到七十年代初，在福州的一間病房里，羅瑞卿才對陳再道說出了真相——"有人傳話，你的級別不能搞高了。"

1955年9月，中南海懷仁堂。十大元帥、十大將、57名上將接過了沉甸甸的肩章。陳再道站在上將的隊列里，肩上三顆金星閃閃發(fā)光。那一年他46歲，從木蘭山上的游擊隊員，到紅四方面軍的軍長，再到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這三顆星是用二十多年的槍林彈雨換來的。

但這套照搬蘇聯(lián)的軍銜制度，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隱患。

軍長該授中將，結果大多是少將。師長該授少將，拿到手的卻是大校。比國外同級軍官低了整整一到兩級。更要命的是，十年過去，一千多名將帥，竟然沒有一個人晉升過軍銜。

軍銜和薪金不掛鉤，軍銜和職務也對不上號。這套制度在軍隊里運轉得別別扭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它的必要性。

1958年，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他很不喜歡肩上那兩塊牌牌。臺下不少人點頭。到了1964年，毛澤東越發(fā)覺得，軍隊高級干部工資太高，和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差距太大。這容易脫離群眾，容易滋生官僚主義。

1964年8月，北戴河。賀龍和羅瑞卿向毛澤東匯報軍隊高級干部減薪的方案。賀龍突然問了一句："是不是連軍銜也一起取消算了？"

毛澤東幾乎沒有猶豫："取消！搞掉那塊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了！"

消息傳回北京，林彪那邊沉默了好幾天。

羅瑞卿幾次打電話催問，都沒有回音。羅瑞卿察覺到不對勁，又讓秘書去請示。兩天后，林彪才回了四個字："林總同意。"

1965年5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6月1日起，解放軍正式取消軍銜制度。全軍官兵統(tǒng)一佩戴紅五星帽徽、紅領章，不分將帥士兵。從遠處看，只能通過上衣口袋的數(shù)量判斷是干部還是戰(zhàn)士——干部四個兜，戰(zhàn)士兩個兜。

取消軍銜容易，錢怎么發(fā)？

軍隊不能再按軍銜拿工資，得改成國家行政干部級別。這就是1965年的"減薪定級"。表面上叫減薪，實際上是把軍隊工資體系并入地方行政體系。過去軍隊級別對應的工資比地方高，現(xiàn)在拉平，對很多高級干部來說，確實是減了薪。

定級的原則看起來很簡單：主要看軍隊級別，參考現(xiàn)任職務，軍銜只是補充。正兵團級上將，基本上定行政5級。副兵團級上將，大部分也是行政5級。但總有例外。

陳再道拿到通知，行政6級。

他愣了一下。自己是副兵團級，上將軍銜，現(xiàn)任武漢軍區(qū)司令員，大軍區(qū)一把手。按說怎么也該是5級。可名單就這么定了，王平6級，洪學智6級，劉震6級，唐亮6級，郭天民6級。他們幾個副兵團級上將，全是6級。

更讓人想不通的是，副兵團級中將里，廖漢生、吳法憲、劉志堅、肖向榮，反倒定了5級。中將比上將級別還高？這賬怎么算？

韋國清和閻紅彥是6級，這個能理解。

韋國清五十年代就轉到地方當省長，主動要求按地方行政級別拿工資。閻紅彥根本沒有軍隊級別，一直就是地方干部。但陳再道、洪學智他們不一樣，他們是實打實的野戰(zhàn)軍出身，從紅軍打到解放軍，資歷擺在那里。

陳再道不說話，但心里有疑問。洪學智后來在回憶錄里寫："其他上將是行政5級，自己被壓了一級。"這個"壓"字，用得很直白。

定級是誰定的？總干部部負責擬名單，報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再呈送上級批準。整個過程不公開，不解釋，你是幾級就是幾級，沒有申訴渠道。

對老將們來說，工資差個幾十塊錢不算什么。他們在乎的是那個看不見的東西——同級同軍銜，憑什么你是5級我是6級？這個理由到底是什么？

沒人告訴他們。

1967年7月，武漢。"百萬雄師"沖擊東湖賓館，打傷了中央來的工作組成員王力。毛澤東連夜登機飛往上海。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被指為"百萬雄師"的后臺，當場撤職。

這就是震動全國的"七二〇事件"。

陳再道從大軍區(qū)司令員變成了專案審查對象。批斗，下放，勞動改造。1972年，他被安排到福州軍區(qū)當副司令員，職務降了，但至少還在軍隊。

1970年代初，福州。陳再道住進福州醫(yī)院休養(yǎng)。同一棟樓里，還住著另一個人——羅瑞卿。

羅瑞卿的遭遇比陳再道更慘。1965年12月，他在昆明被緊急召到上海，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等人對他突然發(fā)難，指責他"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1966年3月，京西賓館會議繼續(xù)批判他。羅瑞卿承受不住壓力，從三樓跳下去，雙腿粉碎性骨折。后來截肢，從此只能坐輪椅。

兩個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將軍，如今都成了"待定"的廢人。但他們還算幸運，至少活著，還能見面，還能說話。

福州的日子很長，長到可以把很多往事重新翻出來想一想。

有一天，羅瑞卿主動找到陳再道，聊起了1965年的定級。羅瑞卿說，當時他是軍委秘書長，定級工作經(jīng)他手。他記得很清楚，有人找他和徐立清，專門傳達了一個指示："陳再道的級別不能搞高了。"

陳再道聽完，沉默了很久。

羅瑞卿繼續(xù)說，如果沒有這個所謂的"指示"，按照資歷、職務、級別來算，陳再道應該是行政5級。副兵團級上將，大軍區(qū)司令員，土地革命時期的紅四方面軍軍長，抗戰(zhàn)時期的冀南軍區(qū)司令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二縱司令員，這份履歷拿出來，5級絕對夠格。

但"指示"下來了，相關人員就得按指示辦。

誰的指示？羅瑞卿沒說。或者說，不能說。

陳再道終于明白了。不是自己資歷不夠，不是戰(zhàn)功不夠，不是職務不夠。是有人不希望他的級別定高。至于為什么不希望，那就更不能問了。

1976年9月18日，毛澤東逝世。羅瑞卿、譚政、陳再道三個軍委顧問，只分到一輛車去參加天安門廣場的追悼會。

陳再道當場就火了："羅瑞卿一人就得一臺車，他坐輪椅，還得有人推！我們?nèi)齻€人怎么去？"譚政說沒車就不去了。羅瑞卿吼了一句："沒車我就爬也要爬到天安門去！"

最后還是爭取到了兩輛車。三個老將軍，坐著兩輛破車，去給主席送最后一程。

1978年7月，中央為"七二〇事件"平反。11月，武漢召開萬人大會，陳再道恢復名譽，恢復政治待遇。1977年，他被任命為鐵道兵司令員。鄧小平聽了匯報，哈哈大笑："還是再道有辦法！"

羅瑞卿也恢復了工作，1977年8月復任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但他的腿再也站不起來了。1978年7月，他去德國治療腿疾，臨上飛機前對送行的人說："等我回來，我就不坐輪椅了，我要站起來走路。"

一個月后，羅瑞卿死在了德國的手術臺上。心肌梗塞，終年72歲。

洪學智活得最長。他是唯一一個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的人——1955年一次，1988年恢復軍銜制又一次，被人稱為"六星上將"。2006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4歲。

陳再道活到1993年。晚年擔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顧委委員。1988年，他獲得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4月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那個1965年定級的疑問，始終沒有正式的、公開的答案。

后來有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發(fā)現(xiàn)1965年的定級工作確實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軍隊級別和軍銜脫鉤，同級不同待遇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更關鍵的是，定級標準不透明，缺乏申訴機制，給人為干預留下了巨大空間。

當時的政治背景很復雜。1962年之后，軍委內(nèi)部分裂成兩派：賀龍、羅瑞卿一派，林彪、葉劍英、聶榮臻一派。羅瑞卿和賀龍走得近，得罪了林彪。

到1965年，羅瑞卿身兼十幾個職務，包括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權力大到讓很多元老不舒服。

林彪跟毛澤東抱怨：羅瑞卿這個人變了，從頭到腳都是官，他儼然是軍隊統(tǒng)帥了。

陳再道的定級，會不會也牽扯到這些派系斗爭？沒有檔案，沒有證據(jù)，只有羅瑞卿在病房里的那幾句話。

這幾句話，是唯一接近真相的線索。

歷史的教訓是明確的：人事制度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有規(guī)可循。用"指示"代替制度，用默契代替規(guī)則，最后受傷的永遠是那些埋頭做事的人。

陳再道、洪學智、羅瑞卿，這些將軍打了一輩子仗，最后卻在一張定級表上栽了跟頭。他們在乎的不是那幾十塊錢工資，在乎的是一個說法，一個理由，一個公道。

可惜，從1965年到現(xiàn)在，這個說法始終沒有給出來。

或許，這就是那個時代留給后人最沉重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