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紹光的困境：本部兵馬太少，忠王不支持，打仗靠8大將

同治二年那個臘月，蘇州厚重的城門“吱呀”一聲開了。

幾個手里還沾著熱乎血的太平軍頭目，哈著腰，拎著一顆血呼呼的腦袋，直奔淮軍大營去討賞。

這腦袋的主人不是旁人，正是蘇州的一把手，被封為慕王的譚紹光。

動刀子的，恰恰是他平日里最信任的八個老部下——也就是所謂的“八大將”，帶頭的是納王郜永寬和康王汪安鈞。

這一出戲，說起來真叫人唏噓：就在斷氣前的那一刻，譚紹光還在費盡口舌想保全這八個“兄弟”的命，還在那是掏心掏肺地講義氣。

可他哪知道，這八個白眼狼為了拿他的項上人頭去換清廷的紅頂子，早就把刀磨得锃亮，只等著在酒桌上下手了。

這場面，與其說是背叛，倒不如說是把“忠心”和“算計”這兩個詞，放在火上烤給人看。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撥，瞅瞅1863年的蘇州局勢。

其實譚紹光手里并非沒有活路，甚至是好幾張王牌，可他愣是一張沒打。

要弄明白這筆賬，咱們得先盤盤道，看看當時的牌桌上，莊家兜里到底還剩幾個銅板。

那年七月，忠王李秀成一腳踏回了蘇州。

但這回，他不再是那個威風八面、橫掃江浙的大元帥，而成了一個剛吃了大敗仗的“空頭司令”。

打這之前，為了解天京那個死局，李秀成硬著頭皮搞了個“進北攻南”。

這招棋，下得那叫一個臭。

對手曾國藩那是老狐貍了，早就布好了“堅壁清野”的口袋陣：地里的莊稼割個精光，樹皮都給你扒了，老百姓全趕進城里。

太平軍在江北硬耗了半年，別說搶糧食了，連口熱湯都喝不上，反倒是因為餓死病死的人不計其數，元氣大傷。

往回撤的時候更慘，前頭有湘軍水師堵截，后頭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李秀成帶出去的那些精兵強將，最后只剩下一萬來個殘兵敗將，灰頭土臉地溜回天京。

剛喘口氣，洪秀全就死拽著他不放。

李秀成心里惦記著蘇州這個老窩，磨破了嘴皮子才請下來四十天假，火急火燎地趕回來看看。

哪知道一進蘇州城，李秀成的心直接掉進了冰窟窿。

眼下城里雖說還有四萬號人馬，但這四萬人，既不聽姓“李”的，也不聽姓“譚”的。

那作為主心骨的譚紹光是個啥光景？

他的嫡系部隊這會兒正被湘軍死死卡在湖州動彈不得，身邊能指喚得動的親兵，滿打滿算不到一千號人。

一千個對四萬個，這仗沒法算。

最要命的是，這“八大將”里好幾個是老資格，資歷比譚紹光還要深，壓根就瞧不上這個年紀輕輕的慕王。

眼瞅著太平天國這艘破船就要沉底，這幫人早就背地里跟李鴻章眉來眼去，一個個都在琢磨怎么跳船保命了。

就在這節骨眼上，擺在譚紹光跟前的路有三條。

頭一條，是老上司李秀成指出來的。

李秀成心里跟明鏡似的，回蘇州一瞅這陣仗：兵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外頭淮軍大兵壓境，家里頭叛徒磨刀霍霍。

他當場就給譚紹光交了實底：“讓城別走”。

這話的大意是：這破城咱不要了，扔給他們，咱們趕緊撒丫子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要知道，那時候連天京李秀成都有心想扔，何況這區區一個蘇州城？

第二條路，是死對頭送上門的。

那時候洋槍隊的頭目戈登，私底下跟譚紹光交情居然還湊合。

戈登專門寫了封信，擺出兩個條件：要么你向大清投降，我戈登拿人格擔保你榮華富貴；要么我帶你遠走高飛去西洋，天高皇帝遠，清朝的手再長也抓不著你。

這兩條路，隨便挑哪一條，譚紹光都能活得滋潤。

可偏偏這家伙是個死心眼，硬是選了第三條道：死磕到底。

憑啥？

這里頭得算一筆關于“知遇之恩”的良心賬。

譚紹光跟英王陳玉成是同年生人，都是十四歲那年參加金田起義的“紅小鬼”。

在太平軍那個圈子里，這種娃娃兵出身的人，心眼最實，骨頭最硬。

但這倆人的命數那是天差地別。

天京事變之前，陳玉成已經是天上最亮的那顆星了。

打湘軍、滅八旗、掃綠營，連西安將軍扎拉芬、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這種封疆大吏，都折在他手里。

人家陳玉成那是出道即巔峰，手里攥著的都是精銳。

反觀那時候的譚紹光，還只是李秀成手底下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兵臘子。

當年李秀成混得也慘，沒靠山，沒家底，被清軍圍住的時候還得厚著臉皮求陳玉成拉兄弟一把。

就是在這種“大哥也沒本事”的窘境下，譚紹光跟著李秀成一路苦熬。

一直等到1861年，李秀成西征武昌，譚紹光在贛南生擒了湘軍悍將李金暘，這才算是把腦袋露出了水面。

李秀成雖說帶兵打仗不如陳玉成，但這雙眼睛毒得很。

他看中了譚紹光兩點：一是娃娃兵出身，忠心沒得說；二是資歷淺。

正因為資歷淺，一旦把他破格提拔上來，這種人往往會把自己當成“國士”，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把這條命豁出去報答這份恩情。

這一把，李秀成押對了。

1862年，原本守蘇州的護王陳坤書怕挨罰，跑到常州另立山頭去了。

李秀成順手就把蘇州的軍政大印交給了譚紹光。

在太平天國后期那個“諸侯割據”、各懷鬼胎的爛攤子里，譚紹光簡直就是個異類。

當時的風氣是啥？

大伙都把地盤看得比命根子還重，友軍遭難，一個個穩如泰山，生怕損了自己一兵一卒。

譚紹光被封為慕王，老巢在湖州。

但他從來沒把湖州當成自己的“私產”。

李秀成三次往上海打，譚紹光都是大把大把地從湖州調兵遣將往外送。

等到淮軍橫掃江浙，湖州眼看都要保不住的時候，按當時的“江湖規矩”，譚紹光早就該縮回老窩保地盤了。

可他沒有，他像顆釘子一樣死死釘在蘇州，替李秀成守著大門。

甚至在蘇州城里斷糧的時候，他還逼著親哥哥譚應芝到處去求爺爺告奶奶地籌糧、拉人，源源不斷地往蘇州坑里填。

為了保住大哥的蘇州，寧可把自己的湖州賠個底掉。

這做法，在當時的太平天國里，簡直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

但恰恰是這種“傻”，成了譚紹光做決定的死理兒。

他算盤里打的不是經濟賬，也不是活命賬，而是一筆怎么都算不清的“義氣賬”。

話頭再轉回1863年那個刺骨的冬天。

李秀成前腳剛走，手里沒兵沒糧，幫不上譚紹光，只能眼睜睜瞅著那八個二五仔在城里大搖大擺。

李秀成也沒轍，只能認栽，自己先撤了。

這會兒的譚紹光，其實是在拿命賭一把大的。

他賭的是那“八大將”良心未泯，賭的是這兩湖帶來的兵馬能像當年兩廣的老弟兄一樣講究個“義”字。

他在酒桌上還在跟這八個貨推心置腹，指望他們能再出一把力，哪怕是為了當年大家伙一起拜過的那個上帝。

可惜啊，他把人性想得太好了，也把恐懼想得太輕了。

對于郜永寬、汪安鈞這些老油條來說，信仰那玩意兒早就連草紙都不如了。

他們心里明鏡似的：大船要沉，想要上岸當官，手里就得有像樣的見面禮。

譚紹光的腦袋，就是那張最硬的門票。

酒過三巡，圖窮匕見。

譚紹光就這樣倒在了他發誓要死守的蘇州城里。

結局諷刺到了極點。

譚紹光拒絕了戈登的保命符，選擇了戰死；而那八個以為宰了上司就能升官發財的降將，把投名狀遞上去沒幾天，就被李鴻章找了個由頭，一股腦全給砍了。

李鴻章的賬算得更精明：這種賣主求榮、翻臉比翻書還快的小人，留著也是禍害，不如殺個干凈，還能省下一大筆遣散費。

譚紹光這輩子，就定格在那個寒冬臘月。

他沒守住蘇州，也沒保住自個兒。

要是按現在的成功學來看，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輸家。

但在那個爾虞我詐、信仰早就爛成泥的太平天國末期，譚紹光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傻勁兒，反倒顯出一種悲劇般的厚重。

他本可以茍活，但他選擇了不負恩義。

哪怕這份恩義，最后被冰冷的現實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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