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國歷史學家入江昭逝世｜入江昭談跨國史與全球史

入江昭

（1934.10.20-2026.1.28）

著名歷史學家、國際政治學家，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任、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于北京時間2026年1月28日凌晨2點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附近的養老院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上海書評》曾于2018年采訪過入江昭先生，現重刊，紀念入江先生。

采訪者邢承吉按

美國史學的跨國轉向作為新一股潮流，如今已經為越來越多學者所接納，某種程度上也日益將曾一度被邊緣化的美國對外關系史，重新推到史學界的前沿。哈佛大學榮休教授、著名美國歷史學家入江昭早在1978年就任美國外交史協會主席時，便倡導以文化為路徑研究國際關系史。在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之際，他更是倡導美國歷史研究和學術交流的國際化，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發表了以“論歷史學的國際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為題的主席演說。入江昭的新著《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較為清晰地向讀者介紹了全球史和跨國史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興起的學術背景、思想源流、基本動向及發展前景。

這本書將在2018年春節后付印。記得2015年冬，我曾去探訪當時寓居在費城郊外老年公寓的入江昭夫婦。入江昭當年就讀的哈弗福德學院（Haverford College）也在費城郊外，并擁有貴格會（Quaker）傳統。自哈佛榮休以后，他受當時一起讀書的美國室友的影響，決定搬入賓夕法尼亞州本地一個養老院，與昔日的好友頤養天年。不出所料，該養老院所依附的社區同樣具有貴格會背景。我坐火車抵達以后，仍需經過一段路程，方能前往入江夫婦的寓居之處；且當時天色將晚，周圍都是公路，若步行到約定見面之處，恐怕要使入江夫婦久候。謝天謝地，同行的一位陌生人熱情地施以援手，要求來接她的同伴先將我送到老年公寓。“你為何來到這里？”這位路上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問我。“我去探訪一位年邁的學者，他曾經是哈佛大學的查爾斯·沃倫講座教授。”車駛入公路，她與同伴驚嘆一聲，隨即答道：“的確，這個老年公寓里住了許多老教授，這里不少居民都是知識分子，退休后來到這里安度晚年，不少來自賓大；這里的貴格會社群很有活力，是一個很好的社區，我也時常參加他們的活動……”眾所周知，貴格會素有倡導國際主義、世界和平的立場，在主張廢除奴隸制方面也走在同時代的最前列，其中為人所熟知的人物有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托馬斯·潘恩，以及胡適曾在康奈爾邂逅的（后來擔任哈弗福德學院校長）康福特教授（Prof. W. W. Comfort）。這一刻， “貴格會”一詞忽然從歷史中走出來，幻身為兩位善意的陌生人，朝我揮手告別，并留下一份至今難忘的驚喜。

在之前的郵件中，入江昭先生曾表達過對我這次行程的擔憂。據他描述，從火車站到老年公寓之間的路，并不十分好走。我出發的那日，恐怖分子在巴黎的《查理周刊》編輯部附近再次發動恐怖襲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然而我卻從威廉·佩恩的“兄弟友愛之城”來到了這充滿世界主義與和平的貴格會大本營。由于這場偶然的邂逅，旅途十分順利，抵達入江昭夫婦公寓的時候，非但沒有耽誤約定的晚餐，而且還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個多小時。

我先后見到了入江夫婦，甚至還遇到入江先生早年最好的朋友、大學時代的室友——那是一位經歷傳奇的、硬朗的老爺爺，臉上帶著怪船長的笑容，據說早年不僅事業有成，還是一位出色的匠人，入江教授夫婦客廳里的一個精致的柜子就由他親手打造；當晚，我這個唯一的年輕人與上百名頭發花白、年邁的長者共進晚餐，他們中許多都是貴格會的成員，入江先生一本正經地讓我考慮退休后也來這里養老，那個夜晚至今想來非常神奇，雖然當時自己只是剛剛來到美國開始讀博士，觥籌交錯間，朦朧間卻也以為自己已是老年公寓的一員。晚餐以后，在一個漂亮的軟木客廳里，我與入江先生圍坐在一樓客廳的火爐旁，端著入江夫人煮的蘋果汁，開始了下面的訪談。入江先生坐在壁爐前、回答得也很認真，兩年過去了，那夜的談話至今歷歷在目。

入江昭著《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邢承吉、滕凱煒譯，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于2018年10月出版。

入江昭編《全球互依：1945年后的世界》（哈佛世界史系列），正在翻譯中，將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人們時常對“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之間的區別感到困惑，而《全球史與跨國史》對此提出了比較細致的解釋。您指出，全球史和跨國史的考察超越了國界，它們探究跨國聯系，始終關注那些涉及整個人類共同體而非某個民族國家的問題與現象。全球史與跨國史的主題不是某個具體的國家，而是各種跨國認同，諸如人權、毒品控制、和平或其他議題。國際史則依舊關注作為主權實體的國家之間的關系。這樣理解對嗎？您是如何逐漸認識到國際史與跨國史之間微妙差異的？

入江昭：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也十分重要。一開始我研究的是民族國家的歷史，爾后我研究國際史。我在本科生階段學習過英國史，在研究生階段研究過中國史和美國史。這些都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聚焦于一個國家，并研究該國的歷史。之后，我開始對國際史感興趣，和不止一個國家打交道，并加深了對以下問題的理解：這些國家如何對彼此的行為做出反應，它們是保持和平，還是陷入嚴重危機，還是最終走向激烈的沖突乃至戰爭？這些就是國際史的主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開始將自己大體定位為一位國際史學者。最近二十年來，我變得對跨國史更感興趣。對我來說，跨國史意味著超越國界，國際史則不然。國際史的重點還是民族國家，它討論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等等，以及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所以說，國際史更為傳統。

因而，我逐漸認識到，除了民族國家及其彼此互動，這個世界還發生著很多其他事情，存在其他定義人群的方式。舉例來說，在公民身份之外，種族、性別、年齡都可作為定義人群的方式。這些方式都不取決于民族國家的歷史。例如，對像我這樣年事漸高的老年人來說，身居何處并不重要。我是個老人，日漸老邁，但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老人。這些老人散布在中國、日本、美國、德國，而我們擁有很多相同之處。實際上，我們的年齡，而非我們的國籍，決定了我們的想法與行為。

如果我和中國的老人交談，我們將會談論如何面對衰老、如何照料自身健康，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普遍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年齡、健康、宗教等這些范疇并不總是局限在一國范圍之內。這也就是為什么我一直在強調，某些跨國問題或現象必須被視為跨國現象，而不是被看做國內的或國際的現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于全球化、關注人權和環境等因素，跨國趨勢日益顯著。如果說全球化意味著一種全球現象，即跨越國界的經濟交流和聯合，至于他們來自哪里、去往何方，其實也都無關緊要了。他們所談論的是同樣的理念。當今世界上的很多問題在更大程度上具備跨國的特質，而不僅僅是國內的、國際的或者政府間的問題。其中很多問題是由非政府組織、非國家行為體或者宗教機構等完成的，這些組織機構共同合作來解決這些世界性問題。它們這么做不是出于對國家利益的需要，而是因為它們對諸如環境或健康等問題感興趣。當它們關注如何抗爭結核病之時，這屬于人類的問題，而某些人類的問題超越了國界，比如環境等全球問題同樣不受國界的限制。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民族國家的歷史必須與跨國史、國際史結合起來看待，或者至少要與這些研究相互補充。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我日漸感到國際史的框架過于狹隘和局限。國際史仍舊意指一國范圍內的國家關系或合作，但跨國史則意味著世界上整個人類共同體，并試圖觸及他們共同的問題，例如環境、人權、健康等等。我并不是說所有的歷史都是跨國史，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仍然存在。然而，跨國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待世界的視角。一些甚至連祖國都沒有的人，依然有他們的問題、關切與議程。某些人類議程超越了國界，并不真正取決于國界。我同意這一觀點，因為我確實開始將整個世界看作一個整體，而非看作分裂的各個部分。

民族國家的歷史向我們展現了這個世界是由某些國家構成，其中一些是大國，一些是小國。我并不從這種視角看待世界。我把世界看作是數百萬居住在地球之上的人們，他們都是人類，對不對？他們是非洲人、歐洲人，但歸根結底他們都是人，擁有眾多相同之處。我更愿意考察他們共同的觀念和興趣，而不是那些分裂他們的因素。如果你研究國際史或民族國家的歷史，那么你會強調差異：國家差別、民族性、國家認同，以及各個國家如何面對彼此、如何因為差異而走向戰爭。我愿意相信，這并非不可避免。各國并不一定僅僅由于它們彼此不同而發起戰爭。它們的相同之處多于它們之間的差異，當你著眼于民眾的時候，這一點尤為突出。

這就是我所說的跨國史，即超越民族國家，超越國家主權。如果你考察民眾，那么團結他們的力量比分裂他們的力量強大得多。很多人都說我過于理想主義，但在我這個年紀，我倒寧愿要理想主義，也不要憤世嫉俗。我在日本長大，我見證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二戰時期，那是一個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因此，我在很多方面都拒絕接受1945年以前的日本歷史。在我看來，這是一段極其可怕的過去。從根本上來說，我更贊同1945年以來的日本歷史，因為日本更加熱愛和平與講求合作，強調經濟地位而非軍事地位。這或許是一種十分理想主義的表述，畢竟不是所有國家都熱愛和平。但我堅信，對世界上全體人類而言，聯合他們的力量基本上大于分裂他們的力量。

通過周游世界、接觸各種各樣的人，我獲得了這種認識。我認為，大多數人擁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與觀念，以及相互交流的興趣。當然，你已經聽聞最近在巴黎發生的可怕的恐怖襲擊。但對我而言，因為這些恐怖襲擊就宣稱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可怕的時代，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那些把我們聯合起來的跨國力量遠比分裂我們的力量更為重要。最近發生于巴黎的事情駭人聽聞，一百三十人遇難，真是可怕。全世界都在譴責這些恐怖分子。整個人類共同體團結一致是一種明智的判斷，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經濟學家把將我們聯合起來的力量稱之為全球化，技術專家稱之為發展、計算機、互聯網，等等，這些都有助于觀念交流。現在，你有足夠多的設備可以聯系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我認為，今天的人們保持著彼此之間的跨國聯系。

但是，恐怖主義現在也是一種跨國現象。杰里米·蘇里（Jeremi Suri) 等歷史學家認為，由奧薩馬·本·拉登這樣的人領導的恐怖組織是另一種形式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他們利用現代技術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犯罪。我注意到，在2004年版的《全球共同體：國際組織在當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一書中，您并沒有將發動9·11恐怖襲擊的極端宗教組織納入非政府組織的定義之中。可是，在《全球史和跨國史》中，您專門針對極端宗教組織的跨國網絡進行了嚴肅討論。

入江昭：我同意這一點，即恐怖分子也屬于跨國現象。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他們的活動遍布全球而不限于某些國家。然而，我們不應當夸大恐怖分子的影響或勢力。因為當巴黎那些人遇難時，恐怖分子遭到了世界各類群體的譴責。無論身居何處，各地的人們都開始意識到巴黎的人們遇害的原因。人們認識到，這些不是國內事件。那些人不是由另一個國家的人殺害的，而是由來自不同國家、背景迥異的恐怖分子殺害的，這些恐怖分子信奉共同的極端主義宗教思想。不過，世界伊斯蘭共同體和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都譴責了這次事件。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和聯系的意識構成這個世界的特征，這看起來比分裂的力量重要得多。總的說來，跨國史研究的是跨越國界的相互聯系（interconnectedness）。國際史研究的也是跨越國界的現象，但它側重政府間關系。跨國史研究世界各地的人們如何通過移民、貿易、旅游聯系在一起，以及跨國聯系何以對今天的世界如此重要。

入江昭著《全球共同體：國際組織在當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

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萬國之國》（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同樣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學術嘗試，以求從全球視角來重新解釋美國歷史。本德以全球視角理解美國的過去，展現了當空間語境擴展至全球范圍時，美國歷史上的核心話題敘述如何變得邊緣化和無關緊要。通過認真思考哥倫布發現新世界、美國革命、內戰和一戰這些美國歷史上的核心主題，本德明確表示，美國歷史與海洋世界哥倫布交換的起源密切相關，其進程明顯受到全球語境的影響。在這方面，《萬國之國》不但是一部從全球視角重新考慮美國歷史的開創性著作，而且也是引起美國史研究者注意的戰斗號令。本德挑戰了獨立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這種敘事強調美國例外論，并產生一種狹隘觀念。他想要在美國人中間培育世界主義的意識，使人們能夠看到美國歷史如何與美國之外的世界相聯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以展現共同之處和相互聯系的方式，使人們了解美國歷史。在您看來，為什么越來越多的美國歷史學家，像本德那樣，在他們有關美國史的著作中，日益關注跨國性？

入江昭：這是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美國例外論話語的回應。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我攻讀研究生時，人人都說美國人是獨特的。美國人之所以獨特，在于美國是獨特的。而美國的獨特出于這幾個原因，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認為是由于邊疆經歷，其他一些歷史學家則指出是由于缺少封建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情況。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因為越南戰爭影響了很多歷史學家，也讓大量民眾認識到諸如美國的帝國主義和侵略一類的事情，美國人變得更善于自我批評。

托馬斯·本德著《萬國之國》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史領域出現了所謂的“社會轉向”，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框架下——比如種族、性別、族裔等——研究美國歷史。但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像美國史的全球化這樣去國家化（denationalize）的趨勢，進一步發揮影響。一旦你具備了一種全球視角，無論是社會層面的、經濟層面的或其他什么層面的，國界就變得無足輕重。正如本德所言，美國歷史只有放在世界語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且美國塑造了世界其他地方，一如這些地方塑造了美國。我認為，正是這種相互作用變得十分重要。經濟全球化、貿易、移民、關注人權，這些其實都不屬于國內問題，而在更大程度上屬于跨國的和全球的現象。這就是為什么本德和其他歷史學家開始思考跨國史，即跨越國界的歷史，對此我極力贊同。

令人欣慰的是，這已形成一股新潮流。你仍然能夠僅僅在美國的框架下教授美國史，但這將成為明日黃花。研究其他國家的歷史毫無必要，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只要關注美國即可，這種觀點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這是我讀研究生時學到的觀點。如果你今天還秉持這種觀點，人們會認為你迂腐守舊且無可救藥地狹隘。無論我們研究的是德國史還是美國史，我們必須去國家化，必須將這個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聯系起來。就歐洲而言，你應當研究歐洲史本身，把德國、法國和波蘭等國的歷史結合起來，承認它們都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就亞洲而言，考慮亞洲史或東亞史應成為當務之急，將越南、韓國、日本、中國相互關聯的歷史聯系起來。

人們思考世界現代史，發現十九、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變得日益興盛。然而您卻認為，這一時期文化國際主義意識逐漸增強。這種意識鼓勵國際文化交流，樂意接受和平議程，并試圖超越權力關系來定義新的世界秩序。當您構想文化國際主義的活動時，您特別關注跨國個體，諸如環保主義者、記者、學生、藝術家、學者、音樂家，而不單單是政治領袖。這種想法也與您在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家之間建立跨國文化共同體的理念密切相關。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在您研究生涯的不同階段，您有關文化國際主義的理念如何伴隨時間而演變？

入江昭：最初，這是西方世界在技術與工業方面西方化的表現。這一進程開始于歐洲，進而傳播至美國。這是歐洲的現象，但又不受國界的限制，因為它們能夠方便地轉移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從根本上說，這促成了今天所說的“全球化”。全球化就其本質而言是跨國的。它起源于歐洲，然后傳播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以計算機技術為例，它發端于美國，但技術和經濟變革其實并不局限在任何一國范圍之內。它們幾乎本質上就是全球性的，不受國界的束縛。這是使這個世界相互聯系更為緊密的一種方式。西方世界經濟現代化程度越高，世界上其他地方全球化程度就越高。

然而從十九世紀開始，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出現了我所稱之為“文化國際主義”的現象，以回應民族主義。有些人指出，減弱民族主義影響的一種方式是，鼓勵跨國文化活動，或者鼓勵受過教育的人們進行跨國聯系。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化國際主義”，即十九、二十世紀諸如出國、旅游、海外求學或傳教等任何使人們能夠跨越國界聚集在一起的活動。與此同時，有人認為，由于民族主義勢頭猛烈，某些國際主義者應當進行跨國合作。由于一千萬人死于一戰，戰爭結束后，一些文學家、哲學家聚集起來宣布，作為具備文化教養的人，我們必須抵制戰爭趨勢，并且建立跨國聯系。這就是文化國際主義。人們認識到，文化能夠連結各個國家，而非分裂它們。以音樂為例，（認為）某些音樂只屬于德國或只屬于法國的看法毫無道理。像貝多芬這樣一流的音樂屬于全世界，而不受國界限制；（認為）貝多芬只屬于德國，只有德國人能夠理解貝多芬，這種看法非常荒謬。類似地，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繪畫……當你看到它們的時候，你就能欣賞它們。

我堅信文化能夠培育國際主義。即便在民族主義的鼎盛時期，反對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力量依舊存在。我始終在據理力爭的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因為原本強有力的國家力量日漸衰微，國際主義和全球化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市民社會的影響下，國家力量受到削弱。民眾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各種共同體逐漸強大起來，這是全球化現象的一部分。但我也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對環境、人權的關注真正變得更具普遍性和全球性，出現了環境運動、人權運動等等，由此很多人主張這一時期極其重要。人們意識到，世界各地的人們正被相互聯系起來，他們并沒有僅僅因為國界就被分開。這就是我所指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而不只是國際主義。國際主義指的是，在獨立的國家或者政府之間建立某種合作機制；跨國主義則指，在公民個人或者市民社會中間建立跨國聯系。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已經形成一種趨勢。人們越發認識到，我們擁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便針對恐怖襲擊，人們也已達成共識，即巴黎事件是危害人類的罪行。

恐怖分子不只是法國的現象，人人都面臨相同的問題。我的一些朋友在巴黎生活，我剛才給他們發送了電子郵件……這件事令人震驚。這不單是法國的現象，這是對全體人類的共同挑戰。我想，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全球共同體的形成很重要。或許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全球共同體方才出現。這一時期相較于人們之間的跨國聯系，中美恢復友好關系這種更為傳統的國際關系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1949年以后，中國和美國經歷了長達（近）二十五年的隔絕，之后尼克松于1972年訪問北京，兩國恢復友好關系后美國迎來了眾多中國學生和游客，這些想想就令人驚嘆。同樣令人驚奇的是，哈佛大學的學生中百分之二十是中國人，他們要么來自中國，要么是華裔美國人。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前來參觀哈佛大學的校園。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上所有的教育機構向任何人開放，這就是日益突顯的跨國性，對此我感到很高興。我確信，未來將把我們所有人聯系在一起，這種把人們聯系起來的力量要比分裂的力量強大得多。分裂人們的可能是宗教，那些宗教狂熱分子對世界上其他地方抱有敵意；分裂人們的也可能是民族主義國家。事實上這些只占據少數，絕大多數國家都清楚地意識到彼此之間的聯系。這是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極為樂觀的看法。根據我的人生經驗，我堅信，今天的世界遠比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以及冷戰時期的世界更為美好。

在最近出版的《全球史和跨國史》中，您提到，從您作為本科生在哈弗福德學院學習英國史開始，您的老師就已告訴您，歷史學是一本展開的書，與研究者的個人背景無關；一些方法和概括能為所有學生所使用，也適用于所有國家。多年以前，在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演講《論歷史學的國際化》的開篇，您也指出，歷史學是一門世界主義的學科，人們在其中共享廣泛的興趣而不受種族、國籍的局限。這尤其證實了美國歷史學專業的開放和活力，這一專業鼓勵美國史研究者加強與海外美國史學家的交流。但是，有時候歷史學與意識形態問題、國內關注、國家認同密切相連，也和就業市場的現實相關。例如，在美國史領域最好的研究生項目中，外國學生依舊屈指可數。其中大部分學生是美國人，他們將被訓練成為美國史研究者。來自中國、印度或俄國的美國史研究者在美國教授美國史的情況鮮有發生。

入江昭：這大體上是由就業市場造成的。美國歷史是一本允許所有人翻閱的書籍，對此我還比較樂觀。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入讀的小型學院只有兩位歷史學家，其中一位教授美國史，另一位教授歐洲史（基本上以英國史為主），所以我學習的是英國史。那時候，沒有人講授亞洲史、非洲史。這就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用陳舊的方式教授歷史，但他們都是極為出色的歷史學家，尤其是那位教授歐洲史的老師。他是我的導師，非常優秀而且時常勉勵我。我曾經在某處提到過，有一次我去見他，向他詢問我是否真正能夠研究歐洲史，因為我不是歐洲人，我出生在歐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他說，我在缺少任何背景的情況下研究英國史，反倒更具優勢。我不存先入之見，所以我研究任何問題都不帶成見。他覺得這樣其實更為有利。

他經常鼓勵我，而我也鼓勵你做同樣的事情。你來自中國、德國、土耳其，還是別的什么地方，這真的無關要旨。如果你對某一主題感興趣，那么什么都不能阻止你對此進行研究。我認為不應當由國籍來決定你的研究，比如只有中國人能夠研究中國史，或者只有美國人能夠研究美國史。這種看法非常荒謬。只要有志于此，并具備相應的語言能力，那么人人都應有機會研究中國史。其他領域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二十年前我對阿富汗的歷史感興趣（當然現在的我為時已晚），只要我具備語言和知識背景，那我的研究應不受任何阻礙。和科學一樣，歷史學是一本開放的書。無論出身何處，任何人都能夠研究物理和化學。這同樣適用于人文和社會科學。只有英國人能夠研究莎士比亞的觀點很可笑，至少我難以接受。緬甸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擁有理解莎士比亞的能力。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非裔美國人的歷史進入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有些人認為，只有非裔美國人才能研究非裔美國人的歷史。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任何人（亞洲人、歐洲人等等）都應當有機會研究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同理，每個人都有機會研究越南史、中國史、日本史，等等。這是一本展開的書，任何具備語言能力的人都應有機會從事研究。相反的觀點未免顯得過于狹隘與沙文主義。出生在美國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不應研究中國史，反之亦然，僅僅因為出生在中國就失去研究美國史的資格，同樣錯誤至極。任何人都應得到研究任何主題的自由。我反對這樣的政策，諸如必須是亞裔美國人才能教亞裔美國人的歷史，或者必須是德國人才能教德國史。這對我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我想研究非洲史，只要我懂得相關語言，我就應當擁有研究的自由。這就是思想的國際主義和普遍主義，對此我表示支持。因為你要是不把這種觀點表達出來，世界就任由國界來決定——這就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只有德國人能夠演奏貝多芬，或者只有英國人才能研究莎士比亞。

在《全球史和跨國史》一書中，您詳細闡述了“文化轉向”“社會轉向”和“跨國轉向”之間的關系。您指出，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文化轉向和社會轉向的發展，歷史學家不再關注其他國家的經歷，更毋論整個世界。歷史學家重視細枝末節和局部進展，從而忽視了更為宏大的主題和問題。這些趨勢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視野，也形成一種例外論色彩更為濃厚的歷史解釋。但我們也看到，外交史學家從這些趨勢中獲益，開始拓寬他們的研究范圍，探討影響決策制定的更大范圍的人群，以及決定國家利益的公眾形象與認知。埃雷茲·馬尼拉（Erez Manila）提出，文化史以及諸如“從下往上看”的視角已經深深嵌入我們的分析框架之中。在您看來，跨國主義為何風行當今美國學界？您是否認為“跨國轉向”也將如同“社會轉向”或者“文化轉向”那樣深入歷史思考之中？

入江昭：這個問題耐人尋味。我想這與總體的全球化有關。美國曾經一度占據主導地位，貢獻了百分之五十的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當時的美國如此富有，其貿易極具影響力。如果你研究美國史，你會感到你實際上在研究整個世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這種局面不復存在。美國逐漸失去它的霸權或者說優先權，歐盟進而是日本和中國，開始挑戰美國的控制。今天如果你真正想要研究美國，你就必須深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以來，學者們意識到研究美國史也必須熟悉世界其他地方。不了解歐洲、拉丁美洲等地方，就無法真正理解美國歷史。這一趨勢發端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然而，當你研究社會轉向和文化轉向時，你考察的是普通民眾構成的小型地方共同體。這本身沒有問題。但你要是過度沉迷于此的話，你就忽視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以，我認為，當我們以全球化的方式思考，并考察全球化世界的起源時，社會轉向和文化轉向對我們并無太大助益。

當下，研究全球史面臨的實際挑戰在于，你必須學習多種語言，同時理解非洲、阿拉伯半島等地的局勢。大部分美國人除了英語不懂得其他語言。他們不讀德語、法語或漢語的檔案。現在，人們越發認識到，必須掌握各種語言，其中至少一門非歐洲語言，比如漢語、越南語、土耳其語等等。這就是為何那些來自亞洲的學生（中國人、日本人、越南人、韓國人等）在此類研究中占據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這些語言。同樣，以德語、法語或俄語書寫的文獻和二手資料不容忽視，亞洲學生也應學習這些語言，以研究國際關系。俄語很難學，但如果真正想要研究東亞，那么學習俄語極為必要。但是現在我都忘光了，我曾出于研究的需要學過俄語，閱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版的俄語文獻與檔案。

美國史的跨國化理念，即在全球和跨國的視角下教授美國史，曾經一度是非常陌生的事物。不過，加利福尼亞曾有院系征聘過類似“全球史中的美國”這樣的教職，呼吁在世界各地的相互聯系中而非國家關系的語境中研究美國史。這是件極好的事情。與此同時，由于語言障礙，研究跨國史并非易事，你必須閱讀由多種語言書寫的材料，而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在現實中，我們必須實事求是。舉例來說，如果你研究聯合國，他們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全球變暖、環境問題，諸如此類。這些都屬于跨國問題，你必須掌握所有這些語言才能閱讀那些文獻。如果你僅僅懂得英語，那么這不足以幫助你了解全球變暖、能源危機等問題。

然而，盡管語言很重要，你也必須采用全球視角，盡你所能去考察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只研究兩個國家的人，諸如研究美法、美德關系等等，他們可能過于局限。你應當著眼于整個世界，或世界的某個地區。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國際史關注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而跨國史考察一些跨國的和全球的現象，比如移民。我并不研究移民，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事這項研究。鑒于今天仍有大批敘利亞人想要穿越德國邊界，這是個極其重要的現象。人類的跨國遷移已經延續數個世紀。歷史學家有關移民的研究尚且不夠充分，因為他們還未涉足外國歷史。我想歷史學家在移民研究領域仍大有作為。聯合國保存了大量關于環境與人權問題的英語文獻，只要你懂得英語，你就能夠研究這些主題，這才是重中之重。當然，如果你具備其他語言能力，諸如德語、漢語、西班牙語、法語，這是好事。掌握一門其他語言將成為你的重大優勢。可以這么說，語言是讓你接納另一種文化的工具和方式。通過學習某種語言，我保持了對其他國家——諸如俄國——的深入了解。我認為，閱讀一些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蘇聯文獻對我產生了影響。不過，官方文獻讀起來沒有那么艱難，因為俄語的很多詞匯和術語在英語中都有相對應的詞匯與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