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為何能權傾朝野二十年，揭開一代權臣的權力密碼

在明代權臣譜系中，嚴嵩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他并非開國功臣，也不掌軍權，卻在嘉靖一朝，穩穩立于權力中樞二十余年，熬倒數位重臣，最終成為后世口中“權奸”的代名詞。

他究竟憑什么，在一個皇權高度集中的時代，長期不倒？

答案不在道德判斷里，而藏在制度、皇權心理與個人選擇交織形成的現實之中。

寒素起家：一個極端功利型官僚是怎樣煉成的

如果只看結局，嚴嵩似乎天生就站在權力陰影的一側。但順著時間回溯，他的起點，并不顯赫。

嚴嵩出身江西分宜。

這里文風極盛，卻并不意味著家家顯貴。

嚴氏家族曾在更早的年代出過清官，但到嚴嵩出生時，早已連續數代沉淪寒素。

父親屢試不第，把全部未竟的執念，毫無保留地壓在兒子身上。

這是一種極為典型的明代士人家庭結構：家族的全部希望，只剩下一個讀書人。

嚴嵩從啟蒙起，就被灌輸一個極其清晰的目標：學有所成，光宗耀祖。

在家庭的栽培以及嚴嵩聰穎好學下，也算是少年得志。十歲過縣試，十九歲中鄉試成為舉人，

二十五歲時終于完成父親心愿，中進士。正式以一個布衣出身進入官宦階層。

成為進士之后，嚴嵩被選為庶吉士，后被授予編修。

正當他以為可以在官場大有一番作為的時候，家中的祖父卻突然去世，母親也病重。他不得不辭官回鄉守制。

在他長時間離開官場的期間，正是宦官專權、政局險惡的時期。

為躲避政治紛爭，當守制期過了的時候，嚴嵩卻宣稱自己病了，轉頭就找了一處地方韜光養晦。

表面是避世，實則是極為理性的風險規避。許多鋒芒畢露的官員在那段時間里身敗名裂，而嚴嵩卻因為不在場，保存了自己。

嘉靖體制：皇權越強，越需要“順手的臣子”

正德十一年（1516年），嚴嵩回京述職。

不過，兩年后嚴嵩持節南下完成使命后卻沒有回京，而是再次歸隱了起來。直接原因是“宸濠之變”的爆發。

不難看出，嚴嵩第二次歸隱依然是為了躲避政治風險。

嚴嵩真正走向權力中心，并不是因為能力突然爆發，而是因為他精準適應了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

明武宗突然去世，嘉靖繼位。

嘉靖皇權的特點，在于權力高度集中卻極端個人化。

皇帝牢牢掌握最終裁決，卻長期脫離日常行政，把自己置于西苑、齋宮與修道體系之中。

這造成了一種看似矛盾、卻極具現實力量的狀態：制度仍在運轉，但一切決斷，取決于皇帝的心理是否順暢。

在這種環境下，內閣首輔的角色發生了根本變化。

他不再是政策設計者，而是一個必須隨時翻譯現實的人——把紛繁復雜的政務，處理成皇帝愿意接受的形態。

誰更順手，誰就更安全。

夏言的失敗，正源于這種錯位。

在嚴嵩的權力上升史中，斗倒夏言是繞不開的一道關口。

后世常把這件事寫成“奸臣構陷賢相”的經典橋段，但如果只停留在道德對立上，反而解釋不了一個關鍵問題——

為什么嘉靖最終選擇了嚴嵩，而不是能力、聲望都更突出的夏言？

答案不在手段，而在誰更符合皇帝對“首輔”的期待。

夏言入閣之初，確實深得嘉靖帝信任。他參與禮制改革，主導重大議題，完備內閣、整頓吏治、鞏固邊防，頗有政績。

但他內心耿直，自視甚高。

在前期還是勵精圖治的嘉靖朝代，這種角色或許是加分項；但在荒廢朝政，沉迷修道的嘉靖后期，這恰恰觸碰了最敏感的底線。

彼時，嘉靖并不需要一個能替他思考的首輔，他需要的是一個不與他形成并列判斷的人。

當夏言開始在重大事務上表現出自信、堅持甚至是某種不耐煩時，在皇帝眼中，這已經不是能干，而是不夠順。

嚴嵩正是在這個縫隙中，被推到了前臺。

他在與夏言共事的早期，刻意保持極低姿態。

無論私下是否不滿，他始終表現得謹慎、恭順，甚至在形式上屢屢“自降身份”，讓夏言逐漸放松警惕。

史書所記的那種“屢屢登門但夏言刺耳不見、嚴嵩仍展席將要陳述的東西展開后長跪誦讀。

這一行為并不是簡單的卑微，而是一種極具耐心的政治姿態。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皇帝心理與夏言風格徹底錯位之后。

嘉靖對修道、齋醮的執念越來越深，對被規勸、被提醒的厭惡也越來越明顯。

夏言并非不能寫青詞，而是不愿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種他內心并不認同的事務中。

在他看來，首輔的職責仍然是處理國家大政，而不是無休止地迎合皇帝的個人信仰。

嚴嵩恰恰相反。

他從不質疑這種信仰的合理性，而是迅速意識到：在嘉靖這里，宗教事務本身就是政治核心。

于是，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齋醮青詞中，把皇帝的興趣，當作國家運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一點，讓嘉靖逐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感受：一個是總想糾正朕的臣子，一個是永遠理解朕的臣子。

接下來的斗爭，看似發生在官場，實則早已在皇帝心中分出勝負。

當邊事、軍費、用人等問題疊加出現時，嚴嵩的每一次進言，都刻意貼合嘉靖已經形成的判斷，而不是試圖引導新的方向。

他不負責提出最優解，只負責強化皇帝已經傾向的選擇。

在這樣的語境中，夏言的堅持，被重新解讀為專斷；而嚴嵩的迎合，則被視為體察圣意。

最終，夏言的失敗，并不是因為他不夠忠誠，而是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耿直。

而嚴嵩則早已接受了另一套現實，皇帝只需要被討好。

當這一認知差距完全拉開，所謂構陷、彈劾、清洗，不過是結果的呈現形式。

也正是在這一刻，嚴嵩真正成為了嘉靖體制下的標準首輔。而這個位置，既是他權力巔峰的起點，也是他最終無法自救的根源。

不結儲君：最清醒、也最致命的判斷

扳倒夏言后，嚴嵩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內閣首輔專權之路。這一期間，他鏟除異己，輕者去之，重者致死。可謂是禍國殃民。

而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562年，嚴嵩父子因被彈劾貪污腐敗被罷職。嚴世蕃被斬首，嚴嵩被沒收財產，削官還鄉。

1567年，嚴嵩在貧困交加中去世。

站在結局回看，嚴嵩不結交裕王，似乎是一大失策。但在嘉靖在位時期，這恰恰是最理性的選擇。

嘉靖對儲君的態度，始終充滿警惕。在他的權力邏輯中，未來本身就是威脅。任何與東宮發生政治關聯的官員，都會被視為越界。

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前站隊不是遠見，而是自毀。

嚴嵩比誰都清楚，他的全部權力來源于嘉靖個人信任。一旦被懷疑另有打算，這套結構會立刻崩塌。

等到局勢真正明朗，嚴嵩已經失去了行動空間。

回顧嚴嵩的倒臺，事實上并不只是一場激烈的政治對決，還有皇權的精密運作。

嘉靖晚年，對嚴嵩逐漸感到不滿。

等到御史彈劾鋪天蓋地而來時，真正的決定早已完成。嚴嵩幾乎沒有反擊，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一旦皇帝不用你，你的任何掙扎，都會被視為多余。

削籍、抄家、寄居墓舍而終。

這不是一個失敗者的倉皇結局，而是一個工具，被長期使用后自然報廢的終點。

嚴嵩的一生，并不是權奸如何得逞的簡單故事，而是一個人在高度個人化皇權體制下，把生存邏輯執行到極致的結果。

他靠完全依附皇權獲得一切，也在皇權不再需要時，失去一切。

在這樣的體系中，權力可以被長期借用，卻永遠無法真正擁有。

這，才是嚴嵩權傾朝野二十年背后，最冷酷、也最真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