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警衛員1931年奉命前往鄂西北荊山打游擊，結局如何？

這判決來得實在太晚，足足拖了五十四個春秋。

紙上寫的沒幾行字，意思卻重若千鈞：承認1931年死在鄂西北的龔春林，是被冤殺的，名譽給恢復了，還得按照因公犧牲來對待。

哪怕時光倒流，回到1931年9月那個亂糟糟的晚上，在谷城縣盛康鎮開的那場碰頭會上，想置龔春林于死地的人，腰桿子挺得直直的——理由就三條：身上有土匪味兒、管不住、不聽上級招呼。

說來更叫人心酸，這龔春林哪是外人啊。

他給賀龍當過警衛排長，那是賀老總親手挑出來留在鄂西北的一顆“火種”。

昨天還是賀龍的心腹愛將，轉眼就被自己人當成禍害給斃了，這中間，滿打滿算也就四個月。

這短短百來天，到底出了啥岔子？

拋開那些大道理不談，單看當時的局勢和人心，這就是個“外來戶”和“坐地戶”合不來的爛攤子。

在那種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日子里，為了隊伍所謂的“純粹”，代價實在太慘重。

話還得從1931年4月往回以此。

那陣子，賀龍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憋屈。

帶著紅三軍（也就是原來的紅二軍團）想在荊門、當陽、遠安這一帶立足，誰知一腳踢到了鐵板上。

當陽、荊門的守軍像鐵桶一樣，遠安又守不住，沒辦法，只能掉頭往北，一頭鉆進了荊山大山溝里。

到了谷城薤山，賀龍總算能歇歇腳。

這地方有中共谷城縣委書記高如松拉起來的一幫兄弟，雖說家底薄，到底是自家隊伍。

眼瞅著5月中旬要往北打均縣（也就是現在的丹江口），臨拔營前，賀龍拍板定了個事：把身邊的警衛排長龔春林留下。

這筆賬，賀老總心里跟明鏡似的：

谷城的游擊隊熱情是有，可真打起仗來全是野路子。

高如松搞宣傳是一把好手，但帶兵打仗還得靠硬茬子來撐場面。

龔春林這小伙子年輕、腿腳利索、下手狠，更關鍵的是，這是自己身邊帶出來的人，政治上絕對信得過。

把他派過去當參謀長，就是想把這支隊伍往正規軍的方向帶。

龔春林起初是一百個不樂意。

想想也是，放著主力部隊的排長不干，留在大山里帶游擊隊，換誰心里都得有個疙瘩。

但在賀龍的一番勸說下，他還是硬著頭皮接了令。

剛開始，事情的發展還真讓賀龍說著了。

龔春林這一上任，立馬拿出了正規軍的架勢。

手里沒家伙？

他不張嘴要，直接領著人去搶土豪的。

紫金埡子口有個叫蔡子燕的惡霸，家里私藏了不少軍火。

龔春林叫上帥本朝，干得那叫一個利索，連人帶槍一鍋端，搜出來十桿長槍，兩把短槍，順手還把那惡霸給收拾了。

這一下干得漂亮。

不光手里有了家伙，周邊的那些土豪劣紳也嚇破了膽，甚至有人為了保命，主動把槍送上門。

也就三個月功夫，薤山游擊隊像滾雪球一樣漲到了三百多號人，手里也有一百多條槍。

到了8月15日，牌子也掛起來了——“薤山紅軍游擊司令部”，這下算是正兒八經的紅軍了。

這時候的龔春林，威信高得很，仗打得順手，隊伍也帶得像模像樣。

按常理說，這就是板上釘釘的功臣。

可這世上的事兒就這樣，越是順當的時候，越容易出岔子。

8月底，風向變了。

負責湘鄂西蘇區的夏曦來了封急電，語氣硬邦邦的，催著紅三軍主力趕緊回洪湖。

賀龍心里雖有一百個不愿意，可軍令在那擺著，只能帶著大部隊撤了。

大樹一走，這鄂西北的天說變就變。

留下的這點家底雖然湊成了紅25師，湯慕禹當師長，朱勉之做政委，可跟賀龍的主力比起來，那真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這邊主力剛走，敵人的圍剿就開始了。

三個月搞了三次大動作，一回比一回兇。

在這種高壓鍋一樣的環境里，龔春林的毛病也被放大了。

他和新調來的谷城縣委書記李庭蘭，那是針尖對麥芒，怎么也尿不到一個壺里。

李庭蘭是讀書人出身，學生黨員，滿肚子的理論，也是個倔脾氣。

龔春林是大頭兵出身，講究實用，怎么順手怎么來，行事作風帶著股子野味。

在李庭蘭和后來紅25師領導眼里，龔春林那種“打土豪、殺惡霸”的手段，如果不加緊管管，早晚得滑成流寇和土匪。

這兩邊的積怨，就這么一天天攢下來了。

徹底點著火藥桶的，是一場打砸了的仗。

9月底，紅25師師長湯慕禹想打個翻身仗，盯上了谷城縣城。

他把龔春林的游擊隊叫來幫忙，想來個“甕中捉鱉”。

龔春林也沒含糊，帶著人就沖上去了。

結果這仗打得一塌糊涂。

折騰了一宿，就干掉十幾個敵人，城沒進去，反倒把敵人的援兵招來了。

沒辦法，紅軍只能退到盛康鎮。

敵人追到了河對面，兩邊隔著南河大眼瞪小眼。

就在這火燒眉毛的節骨眼上，紅25師師部和谷城縣委，在盛康鎮開了個碰頭會。

屋里的氣氛比外頭打仗還冷。

政委朱勉之拍了桌子，拋出一個嚇人的決定：撤了龔春林的職，抓起來辦了。

罪名現成的三條：不聽黨的話、騷擾貧苦百姓、亂殺人。

說白了就一句：這隊伍要變質，必須得清洗。

聽到這信兒，剛從外地趕回來的前任書記高如松急得直跺腳。

高如松太了解龔春林了。

他知道這人雖然脾氣臭點、手段黑點，可那是為了打勝仗，心是紅的啊。

高如松想保人，出了個主意：“你們要是嫌他不聽話，派個厲害的政委去盯著；或者干脆給他個名頭，讓他單干，去別處打游擊自生自滅，別殺頭啊。”

這法子其實挺靠譜。

正在用人的時候，留個能打仗的，哪怕讓他戴罪立功也是好的。

可朱勉之那是鐵了心，冷冰冰回了一句：“會都開完了，定了的事不能改。”

這背后的邏輯其實挺嚇人：在那種隨時可能掉腦袋的環境里，組織對內部“異類”是半點沙子都容不下。

在他們看來，一支不聽招呼的武裝，比對岸的敵人還可怕。

與其留著他搗亂，不如徹底清除，圖個清凈。

第二天一早，龔春林和幾個大隊長的槍被下了，人被五花大綁。

那會兒，河對面的敵人正咋呼著往過沖呢。

指揮部連個像樣的審判都沒工夫搞。

幾個大隊長當場就斃了。

職務最高的龔春林，被押回了薤山根據地。

就在他自己親手建起來的根據地，在指揮部門口的那個水塘邊上，這顆腦袋落地了。

跟他一起被“清理”的，還有那支部隊的番號——“薤山紅軍游擊司令部”變成了“游擊大隊”，當官的全換成了紅25師派來的人。

那個想保他的高如松，那是徹底涼了心，主席也不當了，就要個副職掛著。

這事在當時也沒激起多大浪花。

畢竟仗打得太緊，每個人都在鬼門關上轉悠。

沒過多久，那位非要“純潔隊伍”的李庭蘭書記，也在戰場上送了命。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被埋進了荊山的戰火堆里。

回過頭看這段往事，你會發現這不光是個人的倒霉事，更是決策模式上的悲劇。

賀龍用他，是看中他能打；后來人殺他，是怕他太野。

起家的時候，組織需要這種敢沖敢殺的野路子，龔春林是個寶；可到了要整合的時候，特別是外頭壓力大的時候，組織最先要的是“聽指揮”。

一旦你的“野”被認定威脅到了指揮權，那把刀就會毫不留情地砍下來。

直到1985年，調查組把能找到的老人都訪遍了，檔案都翻爛了，才給了個遲到的說法：龔春林是好同志，當年的罪名，全是瞎扯。

可惜啊，遺憾還是留下了。

哪怕是翻遍了史料，至今也沒查出來龔春林家到底是哪的。

有人猜是仙桃，有人說是洪湖，也有說是監利。

大家只知道他是在洪湖參加的革命，給賀龍當過警衛員，在鄂西北的大山里拉起過一支紅軍隊伍。

他就像劃過夜空的一道火光，亮了一下，就被黑暗吞沒了，連個籍貫都沒留下。

江水滾滾東流，淘盡了多少英雄。

這世上，真有過這么個熱血后生，來過，拼過，也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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