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8年全國生育率第一,連續6年出生人口超百萬,又富有又愛生,這個省份,在全國生育率省份里還是顯眼了。
2025年廣東出生的嬰兒數量已連續8年位居全國榜首。2025年全省出生人口再次突破100萬,連續8年成為全國唯一出生人口超百萬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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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這片經濟總量常年領跑全國的土地上,“越富越不愛生娃”的傳統認知被徹底打破。
甚至可以說,當全國多地面臨生育率下滑的挑戰時,廣東這一數據格外引人注目。
而這個數據背后是一個更大的現實,廣東常住人口已經突破1.27億,持續保持全國第一人口大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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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關鍵的是人口比例變化,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僅32.5歲,15-59歲人口占比近80%。在制造業重鎮東莞,青壯年比例更是高達81.41%。
廣東的城鎮化率位列全國第四,經濟發達程度有目共睹。
按照常理,經濟越發達、城鎮化程度越高的地區,生育率往往越低,這一規律在全球范圍內都得到了驗證。但廣東卻走出了不一樣的路線,實現了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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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就“富有的同時,生娃率也是齊齊高升”?
廣東保持高生育率的第一個密碼,藏在它獨特的人口結構里。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廣東就像一個巨大的“青春磁鐵”,每年吸引著數十萬年輕人前來尋找機會。
2024年,廣東跨省凈流入人口約27萬,這些人口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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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地,青壯年人口比例普遍超過74%。其中東莞15-59歲人口占比高達81.41%,是全國人口最年輕的城市之一。
這些年輕人大多處于20-35歲的黃金育齡階段。他們來到廣東,不僅是為了工作,也在尋找安家落戶的機會。
而婚姻是生育的前奏。所以廣東在婚姻登記服務上也搞了不少創新,也為適齡青年結婚生育提供了便利。作為首批試點省份,廣東于2021年6月啟動內地居民婚姻登記“跨省通辦”試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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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25年5月20日這個特殊日子里,全省單日結婚登記量達17418對,其中廣州跨省市登記占比達到44%,較2021年試點前增長3倍。
顯然,廣東的婚姻與生育之間的轉化也相當高效,全省范圍內,約有60%的新婚夫妻會在婚后三年內完成生育。
不過,如果說人口結構是硬件,那么深植于廣東人骨髓的生育觀念就是驅動他們“愿意生”的核心軟件。宗族文化和家族觀念在這片土地上保存得格外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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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汕地區,“多子多福、代際傳承”的理念深入人心。揭陽市揭東區磐東街道陽美村,傳統年俗隊伍中總有挑著擔子的小女孩參與,這種場景在潮汕地區比比皆是。
潮汕地區的人口密度高達1296人/平方公里,遠超廣東省706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這種高密度聚居,使得宗族聯系格外緊密。
每年正月,潮汕鄉村會舉行盛大的“掛燈”儀式。“燈”在潮汕話中發音如“丁”,代表人丁興旺。家里剛生了孩子,家人會提著紅燈籠在村里走一圈,正式告知鄰里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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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23年,一個潮汕家族的成員人數從38人增長至77人,翻了一倍多。
此外廣東人對“家”的理解超越了簡單的居住空間,延伸到家族血脈的傳承。
簡單來說,廣東人有強烈的家族歸屬感。在廣東,祠堂文化十分興盛,幾乎每個村落都有祠堂,成為維系家族情感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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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北京路附近的書院街,清末民初時期曾有百家書院與姓氏祠堂。何氏廬江書院就是由廣州、肇慶60多個何姓家族中的各房族人以捐款、認購等方式合資興建的“合族祠”。
而這類合族祠“就像各地同姓宗族在廣州設立的‘辦事處’”,如今更是已經從單純的血緣關系擴展到了更廣泛的社會聯系。
當然,除去文化觀念讓人“想生”,政策支持則讓人“敢生”。廣東從省級到村社層面,構建了一整套生育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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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層面,廣東提供普惠性福利覆蓋生育養育全周期:每孩每年可申領3600元育兒補貼,0-3歲累計可領取超1萬元。
學前一年免費教育政策惠及168萬名兒童,2025年全省新增50萬個基礎教育公辦學位。
地方政府和村社的獎勵更為具體。好比東莞長安廈邊社區對符合條件的三孩家庭給予5萬元一次性獎勵,同時每月發放500元育兒補貼至孩子年滿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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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瀝鎮新四黃塘村為轄區初婚夫妻發放1萬元婚嫁紅包,政策內生育且入戶本村的孩子,每孩額外獎勵1萬元。2026年,廣東省十件民生實事中,提升生育醫療保障水平和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成本被列為第四項重要工作。
此外廣東還通過立法保障婦女權益,促進生育友好環境建設。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是全國首個在婦女權益保障立法中系統規范數字領域性別平等的條款。
目的就是盡最大努力,為女性生育后回歸職場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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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習慣,不同的風俗,完善的啊衡策,也使得廣東與全國許多地區“精養”“雞娃”的教育焦慮不同,廣東人養育孩子的方式更加務實多元。潮汕地區的重商基因,讓生育后的人生選擇充滿可能。
在潮汕人看來,“會賺錢、能立足”就是孩子成長的核心目標,家長從不強求所有孩子都必須“死讀書”。
這種務實的育兒觀在企業家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一位佛山企業家送兒子遠赴柬埔寨讀大學,不是為了文憑,而是讓孩子學習高棉語,熟悉當地營商環境,以便未來協助管理家族在當地投資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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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佛山企業家則讓高中畢業的兒子從公司基層做起,積累實戰經驗,如今兒子已能獨當一面,協助打理公司核心業務。
此外廣東人還普遍有著“給家用”的傳統,子女就業有收入后,會固定向父母匯款,承擔部分家庭開支。這種代際互助的經濟模式,大大緩解了單個家庭的養育壓力。
年輕人養育孩子的焦慮相對較少,因為他們知道,在廣東這片重視實踐能力的土地上,孩子成長路徑多樣,不是只有考名校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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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來看,廣東高生育率現象的背后,是人口、文化、政策三股力量形成的合力。這三者相互支撐,構建了一個有利于生育的社會生態系統。
而也是廣東的經驗表明,當政策支持到位、文化氛圍友好、經濟機會充足時,人們依然愿意生育,愿意為未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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