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和他的貝氏家族
事實上,貝聿銘曾考慮過回國,他的父親阻止了他。
這個一念之間的舉動,讓貝聿銘和貝氏家族的命運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貝氏家族是最早一批捐獻財產的,銀行交出去了,電力、燃油和染料的經營權移交了,在上海法租界南陽路170號的貝家花園洋房搬空了,獅子林一夜之間遣散32個 仆人,然后也上交了。
然而,所有人都沒有逃脫右派的厄運。
貝聿銘的族弟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發配黑龍江勞教。妹妹貝聿琳想方設法弄了點白糖寄給他。后來,他對大家說,要是沒有這白糖,他肯定已經自殺了。
貝聿琳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銀行家丈夫盡管自降工資,仍是“歷史反革命”,每次參加批斗會回來,貝聿琳就對丈夫說,對你就一個要求,不要死。
他的女婿梁成錦回憶,有一次他從批斗會回家,孩子們看他掛著大牌子,就幫他摘下來,掛牌子的鉛絲把他勒出了深紫色的印記。大家都很難過,一時不知道說什么,他自己卻“一彎腰從菜籃子里挑了幾棵開著黃花的菜芯,又順手從地上揀了個瓶子,插好了往桌上一擺”,他說: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 不是所有人都有貝聿琳夫婦的堅強意志。
貝聿銘的九姑姑貝娟琳嫁給了吳同文,后者在岳父幫助下成了上海灘新一代顏料大王。貝小姐的嫁妝之一是上海的綠屋,曾經被稱為遠東第一豪宅——設計者是大名鼎鼎的鄔達克。1966年,吳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綠屋自殺了。文革結束后,有關單位表示要歸還綠屋,貝娟琳拒絕了,她說,就算換了房子,他們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
1974年,貝聿銘夫婦跟隨美國建筑師協會代表團第一次回到蘇州老家。他面對的是“100多位穿著破舊藍黑衣服的親戚”,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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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貝聿銘對同事說:我在他們面前沒有一絲一毫的優越感。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歷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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