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深秋的夜風已經帶著刺骨涼意,上甘嶺后方一個臨時收容點里,火盆里的木炭噼啪作響。幾盞馬燈搖曳,映出16歲女衛生員王清珍緊抿的嘴角——她正在等一具特殊烈士遺體運回。戰場消息傳來:連隊用門板抬著黃繼光回來了。那一刻,稚嫩與堅毅在她臉上交錯,看不出一點退縮。
黃繼光犧牲前幾小時,志愿軍38軍342團正為爭奪597.9高地拼到最后一顆子彈。借著機槍火舌的閃光,副指導員黃繼光撲向敵堡,用胸膛堵住射孔。當天23點35分,步炮協同的沖鋒號再次響起,他已倒在陣地,卻讓沖擊波撕開的突破口得以保持。上級很快下達了“就地掩護,盡快轉后”的指令,遺體由三人小組護送。王清珍正是接應小組里唯一的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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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16歲的姑娘來說,第一次觸碰犧牲烈士并不容易。凍得僵直的身體仍保持撲倒姿態,棉衣、毛巾被、綁腿布全部粘著凝固血跡。班長遞來鉗子,道聲“辛苦了”,便沉默地守在門外。王清珍脫下手套,雙手擦了擦額頭冷汗,開始一點點剪開衣服縫線。她心里暗暗念叨:剪得越少,留下的痕跡越少,可衣物太硬,沒法直接脫。最終還是剪開袖縫,才讓胳膊放平。
處理完遺容,需將遺物分類。按規定,血漬重、彈片多的衣褲要單獨入袋。可在簡陋帳篷里,沾滿凍血的布料一放就變硬,折疊后容易掉渣。王清珍想著等天亮找塊干凈棉布裹好,可半夜突然轉移——敵機夜襲,所有人立刻疏散,一袋遺物被臨時塞進木箱,與藥品混放。混亂中的倉促,使這件飽含鮮血與鋼鐵味道的軍裝再難復原昔日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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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停戰兩個月后,王清珍隨隊回國。抵達沈陽某療養院時,她在補登記表,發現黃繼光衣物那欄只寫了“已損毀”。那一刻,酸澀攥住胸口。她向科室醫生低聲問:“還能補存嗎?”醫生搖頭,只留下一句“條件有限”。事已至此,她別無辦法,卻從此記下“保存遺物”這幾個字。
1965年,王清珍轉業到湖北,開始在軍區醫院負責傷殘老兵的康復。她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資積攢下來,買防潮箱、樟木柜,替那些老兵妥善保管軍功章、留聲機、破舊軍帽。有時戰友調侃:“你像個民間博物館。”她笑而不答,心底卻始終回蕩著當年上甘嶺的那袋血衣——那是她的遺憾,也是她堅持保藏每一枚證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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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2019年春天,網絡上一段無端質疑黃繼光事跡的視頻熱傳。83歲的王清珍在湖北省軍區孝感干休所看到后,心里五味雜陳。她給省臺記者打電話,請他們來訪,只為把自己知道的細節講清楚。“如果當年那件衣服在,這些人恐怕連開口的勇氣都沒有。”她反復念叨。面對鏡頭,她回憶穿衣換袋的情景,語速不快,卻鏗鏘:“我親手剪的袖口,還能忘?子彈眼就在左胸,黑里透紅。”
采訪播出后,不少上了年紀的退伍兵寫信給她,慰藉之余,也責怪她太自責。有人說:“老王,保存衣服不易,你那會兒還是小姑娘,別再難過了。”她收到信,只回一句:“懂,但不能忘。”簡短七字,比任何辯駁都有力。
不少研究者后來追溯黃繼光遺物去向,發現那批臨時封存的木箱在1953年從東北調運成都途中損毀,檔案上僅留一行“災損無法修復”的批注。今天提及,只余惋惜。然而,王清珍當年的剪刀、那把被血跡浸染的止血鉗,卻被她一直鎖在樟木柜。三十年后交給了省軍區史料館,成為稀有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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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問她為何始終耿耿于懷,其實答案很簡單: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一件血衣就是一段歷史。它上面滲進的血與泥,是不容被輕薄的證詞。她沒有及時保護好黃繼光的衣物,便把余生都用來守護別人的故事,這是她個人的贖罪,也是對戰友的交代。
回到那個深秋夜,馬燈下的少女與烈士最后的告別只用了不到兩刻鐘,可余下的幾十年,她都把這段記憶磨成了信念。如今,人們走進紀念館,看到那把暗啞的止血鉗,聽到講解員提到“16歲護士王清珍”時,大多會停下腳步。鉗子無聲,卻讓觀眾知道:每一件器具、每一枚彈孔,都在說話;它們訴說的,是血與火鑄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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