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信《三國演義》是兵書，高迎祥倒在“子午谷奇謀”編造的大坑里

崇禎九年（1636年），第一代闖王高迎祥在河南滁州、碭山、南陽等地連遭重創，精銳騎兵損失殆盡，部眾從鼎盛時期的十余萬銳減至不足五萬。

此時明軍采取“分兵堵截”策略，由洪承疇、盧象升等將領在陜西、河南交界處設立防線，試圖將農民軍困死在中原。東面盧象升部封鎖河南鄖陽，北面洪承疇部扼守陜西藍田、商州，西面明軍控制四川夔州，南面則依托大巴山天險設防。高迎祥無路可去，被迫退入漢中山區，糧草補給困難，部眾“半僵餓”，生存環境急劇惡化。這種“進則無糧，退則遭剿”的困境，迫使其必須尋找新的突破口。

于是，他打算效仿三國魏延的“子午谷奇謀”，率五萬精銳穿越秦嶺天險直取西安。子午谷作為連接漢中與關中的最短路徑（約300里），若能快速穿越，可繞過明軍潼關防線直取西安。這種“速戰速決”的設想與魏延當年“十日抵長安”的謀劃相似。如果占領了西安，東取潼關就能阻隔河南的盧象升，同時有西安這個基地，北上陜北與洪承疇決戰，也足以自守。

但子午谷這條全長三百余里的古道“兩山壁立，棧道斷絕”，連諸葛亮當年都未敢輕試。高迎祥卻想試一試。此時，根據情報，清軍突破喜峰口到內地大肆殺戮，明廷急調盧象升率精銳北上勤王，陜西防務由新任巡撫孫傳庭接掌。高迎祥誤判孫傳庭為“不通兵法”的文官，且洪承疇主力正與李自成部在陜北對峙，認為西安城防空虛。

正好攻取西安，大業可成！

但高迎祥低估了新任陜西巡撫孫傳庭的謀略——這位從未帶兵的文官早已在子午谷口布下天羅地網。孫傳庭先以兩萬明軍分守漢中城及周邊關隘，其中三河關（今陜西寧陜縣三河口）作為子午道前哨，由悍將祖寬部關寧鐵騎協防。通過細作掌握高迎祥動向，并利用漢中盆地封閉地形截斷義軍糧道。急調洪承疇部從渭北南下，同時聯絡盧象升調祖寬鐵騎西進，形成合圍之勢。

困在漢中城下已經數日的十萬高軍，痛苦不堪，無法前進半步。漢中城依山傍水，城墻高厚，且儲備充足。孫傳庭令守軍“晝舉狼煙，夜燃烽火”，并在城外挖塹壕、設鹿砦，迫使高迎祥放棄強攻。史載高迎祥部“連攻七日，城頭矢石如雨，死者枕藉”，10萬大軍，居然攻不下2萬人馬守城的漢中城。

代價太大，最好智取。

對峙數日后，高迎祥腦袋靈光一閃，想到了三國演義里有一條計謀，叫“子午谷奇謀”。高迎祥作為一個農民，沒讀過多少書，卻深受《三國演義》影響，試圖復刻這條“奇謀”，但忽視了關鍵差異，被羅貫中的小說演義忽悠了一個結結實實。

在1400年前的魏延的設想中，計劃僅帶五千輕裝精銳，節約糧草供給、提高行軍速度。而高迎祥是率五萬大軍（含家眷輜重），這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行軍。時值雨季，子午谷“棧道斷絕，泥濘難行”，行軍耗時半月（遠超魏延預估的十日），導致部隊“弓弦皆解，刀銹難舉”。

高迎祥為何落到如此田地？生于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的他出生在陜西安塞（今陜西延安安塞區）一戶普通農家。他的前半生以販馬為業，常年奔波于陜北草原與關中市集之間，練就了一身精湛的騎射本領與豪爽仗義的性格。

史載其“膂力過人，能左右馳射”，又因常為鄉鄰排憂解難，逐漸成為地方頗有威望的“豪杰”。明末的陜北，旱魃肆虐，蝗災頻發，官府卻橫征暴斂，百姓“賣兒鬻女，易子而食”。天啟七年（1627年）延安通判張允登的《災異錄》中記載“樹皮盡剝，有婦易子而食”。崇禎元年（1628年）的饑荒更讓百姓疾呼“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盜（起義）而死”。正是在這樣的絕境中，高迎祥折斷縣衙催科令箭，在安塞聚眾數千人，以“不為封侯，但求父老碗中有粟”的誓言揭竿而起，自號“闖王”，成為明末農民起義最早的燎原星火。

起義初期，高迎祥身著標志性的白袍白巾，每戰必身先士卒。他率領的部隊雖以饑民為主，卻因嚴明紀律與靈活戰術逐漸壯大。崇禎三年（1630年），他與王嘉胤、王自用等義軍會師山西，結成“三十六營”，擁兵二十余萬。此時的義軍雖名義上以王嘉胤為首，但高迎祥已嶄露頭角，成為實際的核心將領。

崇禎四年（1631年）王嘉胤被叛徒刺殺后，高迎祥接過其部分部眾，并于崇禎六年（1633年）王自用病逝后正式成為義軍盟主。這一時期，他吸納了李自成、張獻忠等梟雄，形成了以“十三家七十二營”為框架的龐大軍事聯盟。李自成作為其外甥，為高迎祥麾下最重要的“闖將”。

崇禎七年（1634年），高迎祥遭遇軍事生涯的第一次重大危機。在陜南車廂峽，明將陳奇瑜以五省兵力將其圍困。時值陰雨連綿四十日，義軍“弓弦皆解，刀銹難舉”，瀕臨覆滅。危急時刻，謀士顧君恩獻詐降之計：先以重金賄賂明軍監軍太監，假意接受招安，待明軍押解途中以酒灌醉押送官，率四萬精銳突圍。高迎祥絕處逢生，義軍聲威復振。

次年正月，高迎祥召集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于滎陽，召開著名的“滎陽大會”。面對洪承疇、朱大典的圍剿，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之策，高迎祥果斷采納，親率主力東征安徽，聯合張獻忠奇襲鳳陽。這支由饑民組成的軍隊如洪流般席卷而下，焚毀明皇陵享殿，掘朱元璋祖墳，釋放囚徒三萬余人。消息傳至北京，崇禎“素服避殿，哭告太廟”，處死鳳陽巡撫楊一鵬以泄憤，而高迎祥的聲望也達到巔峰。

然而，巔峰之后即是轉折。當他不得不走子午谷時，幸運的天平已經不再傾向于他。

當高迎祥率領10萬人馬走進子午谷后，才發現這果然是一條兇險的小道。因為道窄，只能“一字”排開行軍，而且大量的糧草淄重無法隨軍一起走，10萬大軍只能在餓著肚子緩慢前行。七月十六日，高迎祥憑借頑強的毅力率領疲憊的義軍走出子午谷北端出口：黑水峪。眾將士還沒來得及慶賀死里逃生，等待他們的是，孫傳庭早已在道口設好的埋伏，以逸待勞。高迎祥一露面，明軍劈頭蓋臉沖殺過來。不得不說，高迎祥的戰斗力是真的猛。有三次差點沖破明軍的堵截。激戰四晝夜后，高迎祥身中毒弩，藏身山洞仍持大刀連斬十七人，最終力竭被俘。自己驍勇半生，最終倒在子午谷小道上。

1635年九月十九日，這位縱橫七年的“初代闖王”在北京西市被凌遲處死，劊子手用新磨魚鱗刀割其1560刀，觀刑百姓哭聲震天，竟壓過法場鐘鼓。臨刑前，他對孫傳庭冷笑道：“吾可死，不可降。然有一言：勿傷我士卒，彼等皆饑民耳?！?/p>

高迎祥的隕落并未終結農民軍的抗爭。其殘部由李自成收編，“闖王”名號得以延續，最終成為顛覆明朝的主力。

不信諸葛亮，高迎祥以身入局，證明了“子午谷奇謀”是一招死棋。高部謀士曾勸阻他搞得這一出子午谷行軍，但高迎祥堅持認為“兵貴奇勝”，甚至放言“不成功亦可震懾明廷”。現實是，高迎祥對千古奇謀“奇襲子午谷”進行了一次劃時代的實踐，實踐的代價是巨大的，高迎祥犧牲了自我，還把五萬農民軍搭了進去。不僅沒有震懾住明廷，還讓明廷一口氣清掉了農民起義軍在陜西、河南的基本盤。

李自成雖然接受了高迎祥的五萬人馬，卻一直沒有逃出陜西、甘肅、四川、河南這一帶，被明軍的大籠子裝得死死的。先是1637年想從漢中逃往四川，被明將曹變蛟在梓潼、劍州一帶依托險要地形阻擊。同年九月，李自成在漢中再遭曹變蛟重創，被迫退守陜西山區。又想向北突擊，結果在甘肅河州、洮州（今臨夏、臨潭）與洪承疇部兩次交戰均失利，糧草不繼，被干掉數萬人馬，只剩三萬余人。

搞得李自成最后迫于無奈，急于突破封鎖，率部沿漢江向東轉移，途中遭曹變蛟追擊，誤入孫傳庭布置的潼關南原包圍圈。此時李自成尚有精銳騎兵數千，但因地形狹窄無法展開，明軍使用新式紅夷大炮搞了一次大屠殺，全殲了李自成剩下的精銳人馬。李自成僅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入商洛山中，開始了“閉關修煉”。

所以說，高迎祥的失敗，直接證明“子午谷奇謀”是一條不靠譜的戰術。不僅自己身死，還連帶讓李自成幾乎三年內沒翻過身。

子午谷奇謀到底有沒有可行性？這條爭議千年的計策真像后世評價的那樣注定失敗嗎？答案或許沒那么絕對。奇謀之所以稱為"奇"，關鍵在于出其不意的作戰條件，而子午谷計劃的核心要素至少包含兩個關鍵點。

首先必須嚴格限定為輕裝奇襲而非重兵壓境。魏延最初設想就是僅帶數日口糧的五千精銳，利用狹窄谷道的隱蔽性快速穿插。這種地形根本容不得大軍團擺開陣勢，否則就像高迎祥十萬大軍走子午谷那樣，隊伍綿延數十里，早被孫傳庭的探馬發現蹤跡——這哪是奇襲，分明是游街示眾嘛！

其次必須配合戰略佯攻形成牽制。真正的奇襲不能孤軍深入，需要另一支主力部隊在正面戰場制造壓力。就像韓信當年明修棧道吸引章邯注意，暗度陳倉才能成功。若高迎祥能分兵兩路，以主力牽制孫傳庭，再派精銳輕裝突襲，或許就能破解明軍防線——畢竟孫傳庭當時僅有兩萬守軍，雙線作戰必然顧此失彼。

歷史案例中的失敗，往往源于對"奇襲"本質的誤讀。子午谷計策本身并非死棋，成敗關鍵在于執行者能否精準把握天時地利。高迎祥的覆滅，與其說是計策本身的問題，不如說是戰術執行與時機選擇的雙重失誤。正如兵家常說的：奇正相生，存乎一心。

高闖王還是讀書太少，應該多讀讀史書，不要把演義當信史啊，不信諸葛武侯不行??！否則被坑死都不知道咋回事……

我早說過，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