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罕見同仇敵愾！只為"干掉"她？歐盟外長如何惹怒全世界？

長期在國際舞臺上相互制衡、戰略取向差異顯著的中美俄三大國，近期罕見地在同一位人物身上達成高度共識——歐盟現任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正成為三方不約而同公開施壓、明確表態反對的關鍵對象。

這位卡拉斯究竟何許人也？她究竟采取了哪些極具爭議性的行動，竟能引發中美俄三國罕見的立場趨同與聯合反制？

先看她的出身背景：1977年出生于塔林的卡拉斯，成長于一個深度嵌入愛沙尼亞政壇的家庭。

其父曾于上世紀90年代出任愛沙尼亞總理；她本人則于2021年至2024年間執掌愛沙尼亞政府，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土壤中長成的典型代表”。

據多方史料記載，其家族在蘇聯時期曾遭強制遷徙至西伯利亞，這段歷史深刻塑造了她對俄羅斯體制的深層警惕與系統性疏離，反俄立場早已內化為其政治身份的核心底色。

2024年12月，她正式就任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全面接管歐盟對外關系的戰略設計與執行權柄。

外界本期待她以務實姿態彌合分歧、提升歐盟整體外交韌性，結果她甫一履職便開啟高強度對抗性外交節奏，將多邊協調機制頻繁轉化為單邊施壓平臺，被歐洲主流媒體稱為“外交火藥桶式執政風格”。

首當其沖承受其政策沖擊的，正是俄羅斯。

2026年1月22日，卡拉斯在布魯塞爾高調宣布：歐盟將撥付1000萬歐元專項預算，籌建所謂“國際特別司法機制”。

該機制唯一授權職能即為追究俄羅斯高層在烏克蘭危機中的所謂“責任”，并宣稱要終結“問責真空”。這一動作完全繞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及國際刑事法院既有程序，實質構成對主權國家最高決策層的單邊司法預判。

具備基本國際法常識者皆可判斷：國家元首豁免權系現代國際秩序基石之一，任何區域性組織均無權創設超越《聯合國憲章》框架的審判實體。此舉既無法律依據，亦無道義正當性，純屬服務于地緣敘事的政治工程。

俄方反應迅疾而強硬，未留絲毫緩沖余地。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當日記者會上斬釘截鐵指出：“只要卡拉斯繼續擔任歐盟外長，俄方將拒絕與其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

此番表態已非一般外交措辭，而是以制度化方式將其排除在俄歐對話體系之外，等同于啟動“外交熔斷機制”。

除設立非法司法機制外，卡拉斯持續升級對俄烏沖突的介入烈度。

上任以來，她密集游說成員國擴大對烏軍援規模，推動歐盟通過史上最大額度軍事援助包，并主導修訂《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戰略指南》，將對烏武器輸送標準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操作層級。

更引入“戰時快速響應通道”，允許成員國跳過歐盟常規協調流程，直接向烏移交致命性裝備。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她全力投入這場“外交沖鋒”之際，卻遭遇重大戰略挫敗。

2026年1月24日，俄羅斯、美國與烏克蘭三方在明斯克舉行閉門高級別安全磋商，聚焦停火監督機制、緩沖區劃設、戰俘交換等實質性議題，并敲定下一輪技術性會談時間表。

須知，自2022年沖突爆發至今，歐盟已向烏克蘭提供逾1430億歐元財政與實物援助，資金總量遠超其他任何單一行為體。

然而，在這場決定沖突走向的關鍵性對話中，歐盟不僅未獲邀請列席，甚至未被納入觀察員名單，徹底喪失參與核心議程的資格。

作為歐盟外交最高負責人，卡拉斯由此成為本輪“戰略邊緣化”的標志性人物，其處境之窘迫，堪比在主場賽事中被取消參賽資格。

佩斯科夫后續在新聞發布會上進一步點明實質：“當前局勢的真正變量僅存在于俄美烏三角關系之中。與一個無法影響最終決策進程的行為體開展對話，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

這句直白表述精準揭示了卡拉斯政策的根本悖論：過度激進的姿態并未增強歐盟話語權，反而加速其被關鍵博弈方系統性剔除出決策圈層。

在激化對俄矛盾尚未收場之際，卡拉斯迅速將施壓焦點轉向中國，且每次出手均直指中方不可退讓的核心關切。

履職后，她在涉疆、涉港及臺灣問題上高頻次發布誤導性聲明，反復援引已被中方多次駁斥的虛假信息源，刻意構建對華負面認知框架。

其反復強調的所謂“去風險”，實為將經濟依存關系政治化的策略包裝，本質指向供應鏈脫鉤與技術封鎖。

為落實這一方針，她主導制定多項對華出口管制新規，重點鎖定光刻膠（適用于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車規級IGBT模塊等高端半導體材料與器件，并列入歐盟《兩用物項特別管控清單》。

尤為突出的是，她力主對中國產新能源汽車實施終局性反補貼關稅，裁定稅率達32.7%，創下歐盟對單一產品加征關稅的歷史峰值。

此項措施立即引發德法主流車企強烈反彈。

數據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年銷量占全球總量68%，是歐洲車企不可或缺的增長引擎。大眾、PSA集團等十余家制造商聯合致函歐盟理事會，警告該政策將導致歐洲產業鏈嚴重受損、就業崗位大幅流失。

最令中方無法接受的是，她公然將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類比，聲稱“歐盟需為對華關系全面惡化做好預案”。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基本事實與普遍共識。此類言論已超越外交失當范疇，構成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赤裸挑釁，嚴重踐踏一個中國原則底線。

中國外交部多次嚴正聲明：若歐方執意推進對華單邊制裁，中方必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堅決反制，捍衛國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

按常理推斷，美歐擁有跨大西洋同盟傳統，即便存在分歧，亦應維持基本戰略默契。

但卡拉斯反其道而行之，主動挑起與美方的結構性摩擦，致使傳統盟友關系出現明顯裂痕。

美歐聯盟本質是安全—霸權雙軌綁定：美國提供終極安全保障，歐洲支撐其全球秩序主導權。雙方長期維持功能互補型協作模式。

卡拉斯上任后，卻著力打破這一平衡結構，試圖重構權力分配格局。

2026年1月28日，她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發表主旨演講，明確提出：“歐洲不應再是華盛頓全球議程的附屬執行單元”。

同時提出北約“歐洲自主防衛強化路線圖”，設定2030年前實現60%關鍵防務裝備本土化率目標，并建議限制美軍在歐軍事基地的常態化使用權限。

此舉直擊美國戰略神經中樞。美軍在歐駐軍規模達7.5萬人，年度運維開支超120億美元，核心目的即維系對歐政治影響力與軍事主導權。

卡拉斯的倡議，無異于在美歐安全契約上撕開一道制度性口子，動搖跨大西洋同盟的法理根基。

事實上，她此前已與美方發生過一次公開齟齬。

她曾在多個場合批評美國對烏援助“節奏遲緩、力度不足”，暗示美方缺乏履行盟友義務的政治意愿。

對于奉行單邊主義邏輯的美國行政當局而言，“被盟友指導如何行事”屬于不可容忍的越界行為，此舉直接觸發美方系統性冷處理機制。

后果迅速顯現：2025年2月，美國國務院內部會議紀要顯示，美方已單方面凍結與卡拉斯團隊所有層級的政策協調機制。

美歐外長級會晤安排連續11個月處于“零排期”狀態。

至2026年初，美方正式撤回駐歐盟外交安全事務協調專員，標志著雙邊最高級別溝通渠道實質性關閉。

外部三面樹敵的同時，卡拉斯在歐盟內部亦陷入空前孤立。

其政策主張已導致歐盟成員國陣營出現結構性分化，辯論烈度持續升級。

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波蘭為代表的波羅的海—中東歐集團，基于地緣安全焦慮，堅定支持其反俄路線，主張擴大對烏軍援規模并追加能源領域制裁。

而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等中南歐國家則形成鮮明對立陣營，對其政策可持續性提出根本性質疑。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在布拉迪斯拉發公開表示：“卡拉斯的冒險主義外交正在將歐盟拖入經濟衰退深淵，必須立即啟動高級代表罷免程序。”

匈牙利政府更以行動表達抵制：在最近三次歐盟外長會議中，匈方代表連續行使否決權，阻撓新一輪對俄制裁決議通過，理由直指相關措施對其能源進口成本與工業競爭力造成毀滅性打擊。

此外，她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之間的權力博弈已全面公開化，不再局限于幕后角力。

據《金融時報》披露的歐盟內部文件顯示，卡拉斯曾三次提交《外交決策權集中化改革方案》，核心內容包括：將對外制裁決策權、戰略情報評估權、危機快速響應指揮權等關鍵職能，由歐盟委員會集體決策機制收歸高級代表辦公室垂直管理。

上述提案均被馮德萊恩援引《里斯本條約》第27條，以“破壞共同體決策平衡”為由予以否決。

更為嚴峻的是，因內部阻力過大，卡拉斯多項標志性政策已陷入執行癱瘓。

原定于2026年第二季度啟動的“印太戰略伙伴關系深化計劃”，因至少七國明確反對而無限期擱置。

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歷時八年談判的自貿協定，亦因其堅持嵌入具有域外效力的人權審查條款，最終導致談判破裂，協議文本作廢。

當前卡拉斯所處境地，堪稱歐盟外交史上罕見的“立體圍困”狀態。

對外層面，中美俄三大國均已切斷與其所有正式溝通管道；東盟、非盟、阿盟等主要區域組織在其聯合公報、峰會成果文件中，集體回避提及她的職務與姓名，形成事實上的“外交靜音”。

對內層面，不僅面臨成員國公開逼宮壓力，更遭遇歐盟最高行政機構的制度性制衡；其主導政策或被否決、或被架空、或被擱置，實際治理能力幾近歸零。

國際輿論場亦呈現一邊倒態勢，《經濟學人》《世界報》《南華早報》等主流媒體接連刊發評論，指其將《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工具化，把歐盟外交機制異化為“價值觀霸權輸出平臺”。

綜合各方動態研判，卡拉斯的政治生命已進入高度敏感期。

倘若其未能及時調整政策基調，放棄單邊施壓路徑依賴，來自外部的戰略反制與內部的政治清算，或將同步加速推進。

屆時，其離任恐非懸念，而將成為歐盟機制應對治理危機的一次必然選擇——畢竟，能同時激怒中美俄三大國，并導致歐盟內部治理體系嚴重失能的高級外交官，在當代國際政治實踐中，確屬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