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走出草地斷糧時獲40萬斤糧食，來源與原因探析

1935年9月的甘南，空氣里的寒意已經能透進骨頭縫里。

剛剛從松潘草地那個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中央紅軍，這時候與其說是一支軍隊，倒不如說是一群在饑餓邊緣游蕩的影子。

那一年的草地，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窟，黑水、沼澤、毒霧，把這支隊伍折騰得只剩下半條命。

很多人前一秒還在走，后一秒一頭栽進泥水里，就再也沒起來。

就在這支隊伍連野菜根都挖不出來，幾乎要被饑餓徹底擊垮的關頭，迭部縣崔谷倉的一扇大門，卻毫無征兆地虛掩著。

里面靜得讓人發慌，沒有伏兵，沒有機關，只有堆得像小山一樣的糧食。

那是整整40萬斤的青稞和小麥，旁邊還碼著2000斤食鹽。

在那個年頭，這就好比是漫天神佛送來的一場救命雨。

可這世上哪有什么神佛？

這糧倉的主人，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大善人，而是掌管著這片藏區生死大權的第19代卓尼土司——楊積慶。

更讓人琢磨不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圍剿”令早就壓在他頭上了，但這扇大門，偏偏就是沒鎖。

絕境里的那把鎖是虛掩著的

那會兒紅軍的日子，真叫一個難。

這事兒還得往回倒騰兩個月。

6月份的時候，中央紅軍翻過夾金山跟紅四方面軍會師，本來是件高興事，兵力加起來十萬多，看著挺壯觀。

可誰也沒想到，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在北上這事兒上起了幺蛾子，故意拖延，導致紅軍在條件惡劣的地區多耽誤了一個多月。

這一耽誤不要緊，原本制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泡湯了，部隊只能硬著頭皮去闖那片幾百公里的無人區——草地。

這片草地，那就是個活地獄。

海拔3000多米，氣候跟變臉似的，白天日頭毒，晚上凍死人。

蕭鋒在《長征日記》里記得清清楚楚，光是一軍團的直屬隊，短短18天就減員了120號人，這里面絕大多數不是死在戰場上，而是活活餓死的。

走在前面的部隊還能挖點野菜，后面的部隊連草根都嚼沒了，只能煮皮帶、吃鼓皮。

好不容易熬出了草地，前面的路卻更兇險。

北上的口子被三條路堵得死死的，硬碰硬去打胡宗南那是拿雞蛋碰石頭；繞道去青海無人區，那是自尋死路；唯一的活路就是攻打臘子口。

可臘子口那個地方，說是天險都不為過，“甘南王”魯大昌在那里重兵把守，早就放話要讓紅軍有來無回。

紅軍戰士們一個個餓得手腳發軟，路都走不穩，拿什么去跟人家拼？

就在這個時候，前面的偵查員帶回來一個消息，崔谷倉發現了一座大糧倉，而且沒人看守。

毛澤東這人向來謹慎，第一反應是怕這是敵人的圈套，特意讓人再去探。

探回來的結果讓人大吃一驚，真的沒人，而且糧食多得嚇人。

清點下來，足足有40萬斤糧食和2000斤食鹽。

這是個什么概念？這比紅軍剛出發時帶的糧食還要充裕。

對于當時已經斷糧好幾天的部隊來說，這哪里是糧食，分明就是全軍幾萬人的命。

戰士們那是真餓怕了，見著糧食眼淚都下來了。

大家伙兒迅速補充了體力，原本死氣沉沉的隊伍，士氣一下子就上來了。

原本打算三天拿下的臘子口，毛澤東大手一揮，改成了兩天。

但這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總讓人心里不踏實。

這么大一筆家當，主人家怎么說扔就扔了？

讀報紙的土司不是土皇帝

這糧食的主人楊積慶，在當地是個響當當的人物。

他是卓尼第19代世襲土司，手底下管著48個旗，地盤大得很，轄區內一萬多戶人家都聽他的。

在一般人印象里，土司那就是占山為王的土皇帝，但這楊積慶不一樣。

這人是個“另類”。他生于1889年，雖然守著祖宗留下的基業，穿的是藏袍，但腦子卻活得很。

他不像前幾代土司那樣把自己關在深山里，而是對外面的世界門兒清。

他從小就學漢話、讀漢書，家里不僅有發電機、照相機這些稀罕玩意兒，還在卓尼架了電話。

更絕的是，他還在上海、天津這些大城市設有商行，經常有書信往來，每天都要看全國各大報紙，對國內外的形勢看得比誰都透。

當時的局勢，楊積慶心里跟明鏡似的。

蔣介石雖然給了他封號，但那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國民黨的那個“改土歸流”政策，說白了就是要削他的權，吞他的地。

再加上那個魯大昌，仗著有國民黨撐腰，整天對他那塊地盤虎視眈眈，兩人早就面和心不和了。

至于紅軍，楊積慶通過報紙和來往的信件，早就知道這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

早在紅軍進入藏區之前，他就聽說過《五一宣言》，知道紅軍主張抗日，不壓迫番民。

當蔣介石一道接一道的電令逼著他聯合魯大昌阻擊紅軍的時候，他表面上哼哼哈哈地應著，心里卻早就拿定了主意。

幫著魯大昌打紅軍？那不是傻嗎？

紅軍要是被打沒了，魯大昌轉過頭來就要吃掉卓尼，這是唇亡齒寒的道理。

更關鍵的是，他看透了國民黨不抗日的本質。

所以，當紅軍真的來了，這位土司爺做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決定。

他既沒有硬抗，也沒有逃跑，而是玩了一手漂亮的“空城計”。

一場心照不宣的“失竊案”

楊積慶這事兒做得極其講究。

他要是大張旗鼓地開倉放糧，那就是通共，蔣介石立馬就能要了他的腦袋；但他要是把門鎖死，紅軍為了活命也得攻打，到時候雙方一交火，結下的就是死仇。

于是，他想了個絕妙的法子。

他給守倉的官員下了道密令，把倉庫大門打開，然后所有人立刻撤進深山里躲起來，誰也不許露面。

這一下，性質全變了。

紅軍來了，看見的是一座無人看管的倉庫。

這就不是他楊積慶“給”的，而是紅軍自己“拿”的。

他在國民黨那邊也能交差，就說是紅軍勢大，守軍跑了，糧食被搶了。

這面子、里子，連帶那顆腦袋，全都保住了。

光給糧食還不算，楊積慶是好人做到底。

紅軍人生地不熟，他就派人暗中去把被國民黨破壞的達拉溝、尼傲峽棧道和橋梁給修好了。

這可是幫了紅軍大忙，直接打通了去臘子口的通道。

紅軍這邊呢，也都是講究人。

雖然沒人看著，但紀律在那兒擺著。

中革軍委專門有規定，拿群眾東西得給錢。

戰士們進了糧倉，雖然餓得發慌，但誰也沒亂來。

取了多少糧食，就在門板上寫多少。

能給銀元的給銀元，沒錢的就寫借條。

林伯渠親自寫的條子，上面蓋著蘇維埃財政大印，那是正兒八經的承諾，說是等革命勝利了，拿著條子來兌換。

這一場“交易”，雙方連面都沒見，一句話都沒說，但那份默契，比簽了合同還牢靠。

靠著這批糧食，紅軍一口氣攻下了臘子口，徹底甩掉了身后的追兵，北上的大路算是徹底通了。

沒能等到那聲謝謝

楊積慶這手“燈下黑”玩得漂亮，但終究還是沒能瞞過有心人。

魯大昌丟了臘子口，正愁沒處撒氣，也沒法跟上面交代，索性就把屎盆子往楊積慶頭上扣。

他向蔣介石告密，說楊積慶私通紅軍，給紅軍讓路、送糧。

蔣介石那邊本來就想收拾這些地方土司，這下算是抓住了把柄。

魯大昌也沒閑著，他花錢買通了楊積慶手下的幾個親信，在內部搞起了鬼。

1937年8月，悲劇發生了。

那天晚上，早已被收買的叛徒帶著人沖進了土司衙門，發動了“博峪事變”。

楊積慶連同他的長子、親屬和部下，一共7個人，全都倒在了血泊里。

那一年，這位深明大義的土司才48歲。

他用自己的命，換了紅軍的一條生路，可直到死，他也沒能等到紅軍當面跟他說一聲謝謝。

好在，楊家沒有絕后。

那時候楊積慶的次子楊復興才8歲，被人拼死救了出來。

這孩子后來繼承了土司的位子，但他沒忘殺父之仇，也沒忘父親走的那條路。

解放戰爭的時候，楊復興帶著隊伍起義了，后來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省政府里任職。

幾十年后，甘南的博物館里還留著當年紅軍寫下的借條和印章。

那40萬斤糧食，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釘在歷史的墻上。

它證明了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候，人心并沒有全黑透，總有人能在絕境里，為正義留那么一扇沒上鎖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