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嚴打，一種特殊的懲罰方式，群眾笑岔氣，犯人無地自容

1983年8月的漢口火車站廣場，水泥地面被曬得發燙。

臨時搭起的主席臺用竹竿架著帆布，擴音喇叭反復播放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人群像被磁石吸引的鐵屑，從周邊街巷涌來，有人踩著自行車后座張望，有人搬來小馬扎占據前排，孩子們在大人腿間鉆來鉆去。

這天的廣場有點不一樣，穿制服的人比平時多得多，灰色中山裝袖口都別著紅袖章。

警戒線外，賣冰棍的老太太把木箱放在石階上，顧不上吆喝，眼睛直勾勾盯著主席臺左側的臨時帳篷。

突然，擴音喇叭里的音樂停了，二十多個剃著光頭的年輕人被兩個一組帶了出來。

他們穿著奇怪的衣服用舊床單縫制的無袖褂子，前后都用紅漆寫著黑色大字，最扎眼的是褂子下擺縫著的麻袋片，走起路來一甩一甩，像條滑稽的尾巴。

"盜竊犯李寶根"當擴音喇叭念出這個名字時，十九歲的小伙子頭埋得更低了。

他那件"羞恥衫"背后畫著個齜牙咧嘴的小偷，手里抱著個電視機，紅漆順著布料紋路滲進脖子，癢得鉆心。

本來想掙扎一下，胳膊卻被死死架著，只能跟著隊伍往前走。

廣場上的笑聲像潮水般涌過來，有人指著褂子上的漫畫笑彎了腰，有人對著那個麻袋尾巴指指點點。

李寶根能感覺到無數雙眼睛扎在背上，比七月的太陽還燙。

他后來回憶，那天最可怕的不是聽到"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的判決，而是紅漆滲進皮膚的灼痛感，三天后洗澡時搓得皮都破了，印記還是沒掉。

這種特制的"羞恥衫"不是武漢獨有。

那段時間，全國各地的公判大會上都能見到類似發明，山東濰坊的公安干警更有創意，給投機倒把分子掛上紙糊的"元寶項鏈"，墜子大得能遮住胸口。

四川綿陽的流氓犯則被插上假步槍，槍托掛著繡花鞋，諷刺他們"外強中干"。

這些發明創造并沒有上級文件規定，公安部內部簡報里倒是提過"要創新教育手段"，但沒說具體怎么創新。

基層干警本來想按部就班辦案，后來發現這種帶點羞辱性的示眾效果特別好，圍觀群眾多，傳播范圍廣，震懾作用立竿見影。

東北"二王"事件那會兒，有地方公安提議抓住后也搞個盛大的示眾，被上級緊急叫停了，不是反對這種形式，主要是怕人太多發生踩踏。

這種既不鼓勵也不禁止的模糊態度，讓"羞恥衫"之類的發明在各地野蠻生長。

《長江日報》當時收到過一封老教師的信，說在公判大會上看到個偷了五斤糧票的學生，被穿著"小偷"字樣的褂子游街，回來就跳了江。

信里質問"這到底是懲罰還是虐殺"。

報社把信轉給市政法委，批回來的意見就八個字："注意影響，掌握分寸"，掌握分寸談何容易。

廣州汕頭有次處理走私犯，不光讓他們穿著印著"走私分子"的衣服站在卡車上，還在車斗里堆著他們走私的電子表、的確良布料，一路放著當時正流行的《霍元甲》主題曲。

圍觀的人擠得馬路水泄不通，有人甚至爬上了路邊的電線桿。

1986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修訂時，加了條"禁止侮辱人格的示眾行為"。

這條不起眼的規定，讓"羞恥衫"慢慢從廣場上消失了。

現在去武漢市公安局檔案室，還能看到件保存完好的"羞恥衫"，紅漆已經發黑，麻袋尾巴磨出了毛邊，標簽上寫著"1983年8月，漢口站廣場公判使用"。

李寶根出獄后在一家小五金廠上班，車間主任特意讓人給他做了個大號廠徽，別在左胸，正好遮住當年紅漆滲進去的印記。

他很少提起那段經歷，只是夏天再熱也穿著長袖襯衫，有次新來的徒弟問起，他只說"年輕時調皮，被開水燙的"。

當年在公判大會上畫漫畫的那個美術老師，后來成了夜市擺攤的漫畫家。

他畫的《老武漢風情》系列里，悄悄藏了個穿奇怪褂子的背影。

有人問起，他總是笑笑說"虛構的，別當真"，本來想把那些畫稿燒掉，但后來發現，留著或許是另一種紀念。

現在視頻網站上偶爾能看到當年公判大會的影像資料，彈幕里爭論不休。

有人說"亂世用重典，沒毛病"，有人反駁"懲罰犯罪不能踐踏尊嚴"。

這些爭論背后，其實是我們對正義的理解在慢慢變化。

法律這東西很有意思，它不光告訴我們不能做什么，還悄悄塑造著我們認為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體面的。

從廣場示眾到法庭審判，從肉體懲罰到精神矯治，這個轉變過程里，藏著一個國家走向文明的密碼。

那些紅漆寫就的大字，那些滑稽的麻袋尾巴，那些圍觀者的哄笑，終究會慢慢褪色。

但它們留下的追問不會消失：當我們懲罰罪惡時，怎樣才能不變成自己討厭的樣子？這個問題，值得每個時代都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