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的分化——留學生群體內部的機會不平等

凌晨兩點的紐約，曼哈頓中城的高層公寓里，陳嘉陽剛結束與父親的視頻通話。屏幕那頭，父親正在查看他下周回國參加某私募基金終面的行程安排——機票已經訂好，面試官是父親大學同學的下屬，甚至入職后的租房問題也已通過“關系”解決。同一時刻，布魯克林一間合租公寓的地下室里，劉暢正在修改第47份簡歷。他沒有告訴國內務農的父母，自己已經用光了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期限，下個月必須離開美國。這兩個在同一個課堂上討論案例的同學，正在經歷截然不同的求職命運。

這種分化，正在成為留學生群體心照不宣的現實。當外界還將“海歸”視為一個同質化標簽時，群體內部的機會鴻溝已經悄然形成。根據《2023中國留學發展報告》，留學生家庭年收入超過100萬的比例從十年前的15%上升至38%，而低于30萬的比例從45%降至22%。經濟基礎的差異，通過一系列隱秘的轉化機制，演變為求職機會的結構性不平等。

社會資本的代際傳遞是最直接的路徑。王梓涵在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期間，通過父親介紹，大二暑假就在一家頂級投行香港辦公室實習。這段經歷成為她簡歷上的黃金條目，畢業后順利獲得同一家公司的全職offer。相比之下，靠全額獎學金留學的李想，整個暑假都在餐廳打工支付生活費，簡歷上的“相關經歷”一欄始終空白。“我們上同樣的課，考同樣的試，”李想說，“但求職時，我們仿佛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

信息獲取的階層差異同樣深刻。富裕家庭的學生往往能獲得“圈內”信息：哪些公司有隱藏招聘渠道、哪些面試官偏好何種回答、哪些技能組合正在成為市場熱點。這些信息在封閉的微信小群和家庭飯桌上流動，卻很少進入公開的求職平臺。張偉偶然得知，同專業的幾個中國學生有一個不邀請他的小群，“里面分享的內推機會，我在任何網站上都找不到”。

經濟安全網的存在與否，則決定了求職策略的激進程度。家境優渥的學生可以承受更長的求職周期、接受無薪實習、嘗試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業路徑。而經濟壓力大的學生往往需要盡快獲得收入，不得不接受次優選擇。趙悅在加拿大求職期間，因家庭經濟變故，不得不在畢業前兩個月接受了一份遠低于預期的工作，“我沒有時間等待更好的機會”。

更微妙的是文化資本的差異。從小參加國際夏令營、熟悉西方社交禮儀的學生，能更自然地融入跨國公司的文化環境；而第一代大學生出身的留學生，則需要額外精力學習這些“不成文的規則”。陳敏在摩根士丹利面試時，因為不知道該如何與面試官閑聊高爾夫話題而緊張失措，“那些對話像是一種密碼，而我從未學過解密”。

這種不平等因疫情后的就業市場收縮而加劇。當職位減少時，隱性的人脈網絡和資源往往成為決定性因素。2023年一項針對北美中國留學生的調查顯示，家庭年收入前10%的學生，畢業三個月內找到工作的比例是后10%學生的2.3倍。

然而，分化的故事并非只有單一面向。資源匱乏的學生中，也涌現出獨特的應對策略。劉暢雖然最終回國，但他在美國期間建立了一個跨校留學生互助網絡，成員互相分享求職信息、模擬面試、甚至合租以降低成本。這個網絡在他回國后繼續運轉，成為一群“無背景”海歸的重要支持系統。

一些教育機構開始介入這種不平等。哥倫比亞大學 Career Center 專門開設了“第一代國際學生求職工作坊”，內容從如何建立領英檔案到如何參加行業酒會的基礎禮儀。雖然這種干預有限，但至少承認了不平等的存在。

更深層的變化發生在觀念層面。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開始公開討論這種分化，打破“所有海歸都富有”的刻板印象。在社交媒體上，“普通家庭留學”成為熱門話題，分享如何用有限資源最大化留學價值的經驗貼獲得巨大共鳴。

對于個體留學生而言，認識到這種分化的存在，或許是制定有效求職策略的第一步。它要求一種清醒的自我定位：清楚自己站在不平等的哪一端，知道哪些障礙是結構性的，哪些可以通過努力克服。那些最終跨越資源鴻溝的人，往往不是否認不平等的存在，而是發展出一套在不平等中導航的特殊智慧——將劣勢轉化為獨特視角，將匱乏激發為創新能力。

當陳嘉陽和劉暢在畢業典禮上再次相遇時，他們或許已經走向不同的人生軌跡。但真正的平等，或許不在于擁有相同的起點，而在于每個起點上的人都能獲得尊重，每種奮斗的路徑都能被看見。留學生群體的故事，從來不止一種敘事；而在那些被忽略的敘事中，往往藏著最堅韌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