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最好的歷史劇《太平年》，觀眾卻說觀劇門檻太高

當一部電視劇被冠以“近十年最佳歷史劇”的贊譽，卻又因“觀劇門檻太高”而令許多觀眾躊躇不前時，它便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現象。

近期播出的《太平年》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如一道精心烹制的珍饈，被知味者贊為“細糠”，卻在碎片化、快餐化的觀影時代，因人物關系紛繁、文言對白迭出、典章禮儀考究，乃至“措大”這類生僻古語的運用，讓不少尋求輕松娛樂的觀眾望而卻步。

然而，正是這份“高門檻”，或許恰恰構成了其作為一部嚴肅歷史劇的珍貴底色與精神高度。它并非迎合潮流的產品，而是試圖引領觀眾穿越時光的迷霧，重返那個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與黑暗，卻也孕育著新生的時代——五代十國，并最終叩開宋朝“太平年”的大門。

要理解《太平年》的厚重，必先廓清其所述時代的慘烈圖景。劇中一切權謀、掙扎與理想的起點，便是唐朝盛世崩塌后的無盡深淵。安史之亂并非只是一場短暫的叛亂，它如同一次徹底的地殼運動，將帝國撕裂為兩個世界：關中與東南的朝廷，與事實上已成獨立王國的河北藩鎮。

劇中所提的魏博牙兵，正是這種延續百余年的藩鎮武裝世襲傳統的縮影。更深刻的是，在這割據的土壤上，“胡化”進程悄然發生。勇悍的異族與邊地漢民融合，使得河北風俗迥異于傳統“華夏衣冠”，重武力而輕文教。 比如后來被承認為正統的后唐，其建立者卻是更為“漢化”的沙陀人。

中央與地方，胡風與漢俗，在長達一個多世紀里維持著脆弱的平衡。唐朝皇室依靠東南財賦與殘存的禮法信念苦苦支撐，直到黃巢起義的鐵蹄踏碎江南，那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隨之飄零。

大唐的帷幕最終落下，真正的亂世才拉開它血腥的全貌。長期蟄伏的河北強藩紛紛稱帝，四方豪杰亦擁兵自立，中國陷入“五代”與“十國”并立的破碎局面。所謂“五代”，核心是武力最盛的北方藩鎮政權更迭；所謂“十國”，則多是偏安一隅、在夾縫中求存的地方勢力。這是一個廢墟上的角斗場，每個參與者都自詡天命所歸，征伐不休。代價則是蒼生的浩劫：生靈如草芥般被收割，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史不絕書，戰勝者筑“京觀”（堆積敵軍尸首的土丘）以炫武功成為常態。

這確是中國歷史上至暗的章節之一。其間，如南唐、吳越、前后蜀等南方政權，因相對安定而成為亂世中零星的文化綠洲，但中原大地，已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人間煉獄。

黑暗并非永恒。《太平年》敘事的曙光，起于五代末期的后周，尤其是那位被譽為“五代第一明君”的周世宗柴榮（劇中稱郭榮）。他勵精圖治，南征北戰，猶如一位技藝高超的工匠，開始艱難地清理這片歷史的廢墟。然而天不假年，三十九歲便英年早逝，將未竟的事業與年幼的兒子托付給了不確定的未來。

隨即，歷史的聚光燈轉向了趙匡胤，一場“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大宋王朝肇基。宋太祖趙匡胤繼承了柴榮的遺志，并以更大的魄力與智慧，南征北戰，終結了割據。尤為關鍵的是，他“杯酒釋兵權”，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從根本上解除了綿延兩百余年的藩鎮軍閥痼疾，奠定了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基礎。

自此，一片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戰亂焦土，終于漸次復蘇，迎來了一個以“太平”為念的嶄新時代。宋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們自信開創了堪比堯舜的盛世。

試想，一位從五代血火中幸存下來的老者，目睹柴榮與趙匡胤相繼撥亂反正，見證宋朝的秩序重建，怎能不發自肺腑地感嘆“太平年”的可貴？劇中最后涉及的吳越王錢弘俶納土歸宋，正是這“太平”畫卷完成的最后一筆。

在這樣的宏闊背景下，《太平年》的“亮點”便超越了普通劇集的娛樂范疇，具備了歷史教育與人文反思的價值。

首先，是它對歷史殘酷性的忠實呈現。劇集沒有回避那段歷史的血腥與絕望，對“人相食”、“筑京觀”等駭人場景有所描摹。這不是為了獵奇，而是一種對歷史的尊重。唯有直面曾經的深淵，太平年代的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秩序、文明與和平的來之不易。這種呈現，是對輕飄飄的“古風幻想”的一種必要矯正。

其次，是它在亂世中堅守的正向價值取向。在一個禮崩樂壞、道德底線屢被踐踏的時代，劇集著力表彰忠義、氣節與澄清天下的志向。它刻畫了在宋朝及后世理學評價體系中備受爭議的人物，如歷仕多朝的馮道、輔佐石敬瑭的桑維翰。劇集并未簡單沿襲后世“道德審判”的結論，而是將他們置于當時極端復雜的語境中，展現其個人在困境中對原則與生死的抉擇，凸顯了人性在歷史洪流中的復雜與掙扎。與此同時，對柴榮、趙匡胤、錢弘俶等人，則濃墨重彩地渲染其少年英氣與拯世情懷。這種塑造，并非廉價的主角光環，而是試圖在漫漫長夜中，勾勒出那幾縷最終匯聚成光明的人性輝光，傳遞出穿透歷史黑暗的力量。

最后，是其在制作上的考究匠心。從文武官服、朝堂禮服的區別，到中原、藩鎮、契丹服飾的精準差異，服化道細節構筑了可信的歷史空間。臺詞文白相間，既保留了時代的語感，又不至于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在近年影視劇中實屬難得。這一切，共同營造出一種莊重、沉郁而又不失希望的歷史氛圍。

當然，《太平年》絕非一部嚴絲合縫的史學紀錄片，它必然有藝術的虛構與演繹。但其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它的大歷史邏輯是清晰的，價值根基是端正的。它試圖喚醒一段被大眾遺忘的沉重記憶，讓我們瞥見在“五代十國”這個抽象名詞背后，具體的人是如何掙扎、求生、堅守或墮落的。它或許是一道需要耐心咀嚼的“細糠”，但其中蘊含的歷史營養與人文思辨，遠非那些胡編亂造的架空爽文所能比擬。

在一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太平年》的出現，像是一次固執的逆流。它邀請我們慢下來，付出一點理解的成本，去走進一個復雜而真實的歷史世界。無論是將其作為了解唐宋巨變的歷史窗口，還是當作一部亂世少年的成長史詩，它都值得被看見。因為，那些在歷史塵埃中真實存在過的歡笑與血淚，那些于至暗中未曾泯滅的、對“太平年”的渴望，永遠值得我們投去深深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