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擬定多種打擊伊朗計劃

文︱陸棄

1月29日，美國媒體披露，白宮與五角大樓已制定多種針對伊朗的打擊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聽取相關簡報。這些方案從網絡攻擊、金融制裁，到針對伊朗政權與伊斯蘭革命衛隊設施的“大規模轟炸行動”，層級分明、選項清晰。幾乎在同一時間，特朗普又公開表示，希望避免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傾向通過談判達成新的核協議。這種看似矛盾的信號，構成了當前美伊關系最真實的寫照：軍事威懾與外交接觸并行，壓力與妥協同時存在。

這一幕并不陌生。自伊朗核問題被推向國際舞臺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在重復類似的策略組合——將軍事選項置于臺面之上，以此強化談判籌碼。但此次不同之處在于，方案的具體性被主動釋放出來，“大規模轟炸”“針對政權象征性目標”等表述，明顯帶有對外威懾與對內動員的雙重意味。它不僅是對伊朗的警告，也是在向盟友和國內政治力量表明，美方并未排除最激烈的路徑。

背景同樣重要。伊朗核項目近年來持續推進，美國及其盟友的焦慮不斷上升。制裁工具的邊際效應正在減弱，地區局勢卻因加沙沖突、紅海緊張局勢和代理人沖突而愈發復雜。在這一結構性壓力下，華盛頓重新強調軍事選項，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戰略工具箱正在變窄。當制裁難以迅速改變對方行為，軍事威脅便再次被推到前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案并非單一指向核設施，而是涵蓋伊朗政權和革命衛隊。這種設計意味著，一旦動用，將不只是“技術性打擊”，而是直接觸及伊朗國家權力核心。歷史經驗表明，這類行動極易引發連鎖反應，而非有限沖突。地區內的美軍基地、盟友國家，以及全球能源市場，都將成為不可忽視的變量。

特朗普本人在公開場合釋放的“希望避免戰爭”信號，并不能簡單視為緩和姿態。恰恰相反，它與軍事準備形成了一種經典的“對比敘事”：如果最終爆發沖突，責任將被歸因于對方拒絕談判。這種邏輯在美國外交史上屢見不鮮，從伊拉克到利比亞，前期的談判意愿往往與后期的軍事行動并行存在。問題從來不在于是否愿意談，而在于談判是否建立在真正可持續的安全共識之上。

五角大樓表態“將做好準備，滿足總統要求”，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信號。軍方的職責本就不是決定是否開戰，而是確保一旦政治決策作出，執行層面不存在障礙。但當這種準備被主動對外披露時，其政治意義便超過了軍事意義。它向伊朗傳遞的是一種確定性：美國正在為最壞情況做制度化準備。

對伊朗而言，這種局面同樣復雜。接受談判，意味著在高壓態勢下作出讓步；拒絕談判，則可能被解讀為挑釁，進而觸發升級。長期制裁已深刻影響伊朗經濟與社會結構，而軍事威脅的再次抬頭，只會強化其國內安全優先的政治邏輯。這種相互強化的威懾循環，正是美伊關系多年難解的癥結所在。

更廣泛的風險在于地區外溢效應。中東已處于多點緊張狀態，任何針對伊朗的直接打擊，都可能迅速演變為多方卷入的區域沖突。能源通道、航運安全、代理人沖突，都將被重新激活。在當前全球經濟本就脆弱的背景下，這種沖擊的成本遠超美伊雙邊范疇。

從國際秩序角度看，這一動向再次凸顯核不擴散機制的脆弱性。當談判框架反復被推翻、重建、再推翻，信任本身便成為稀缺資源。軍事威懾或許可以制造短期壓力，卻難以替代長期的制度性安排。每一次把“轟炸方案”作為談判背景，都會進一步削弱規則的權威性。

白宮與五角大樓桌上的這些方案，或許永遠不會被真正執行，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已在改變行為預期。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美國是否會動武，而在于這種反復擺動的戰略，是否正在把所有相關方推向更危險的邊緣。當戰爭被當作一種常備選項，當威懾成為溝通的主要語言，和平的空間便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壓縮。

此刻的美伊關系，像一根被不斷拉緊的弦。松手與斷裂之間，往往只差一次誤判。歷史一再提醒，軍事計劃的制定遠比政治收拾殘局容易。當所有方案都已準備妥當，真正考驗的，反而是是否還有足夠的克制，去選擇那條最不具戲劇性、卻最不危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