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輩子就為等一個角色。
有的人,一個角色就能吃一輩子。
可對1963年的高玉倩來說,一個角色,差點(diǎn)讓她把前半輩子的藝術(shù)生涯全搭進(jìn)去。
這事得從一通電話說起。
那時候的高玉倩,剛?cè)侵袊﹦≡撼嘁隆⒒ǖ┑呐_柱子,從武漢演出回來,人還沒歇過來,院里總導(dǎo)演阿甲的電話就追過來了。
阿甲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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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園行里跺一腳地面都得顫三顫的大人物。
電話里,阿甲客客氣氣的,說要親自上門來看她。
這話在高玉倩聽來,不亞于平地一聲雷。
在那個論資排輩、師道尊嚴(yán)的年代,哪有導(dǎo)演上演員家里的道理?
高玉倩趕緊在電話里回絕,說第二天自己上門拜訪。
掛了電話,她心里直犯嘀咕,這葫蘆里賣的什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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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隱約覺得,有大事要發(fā)生。
第二天,高玉倩揣著一肚子疑問,敲開了阿甲家的門。
屋里坐著的,除了阿甲,還有劇院里幾位頭面人物。
沒等她寒暄幾句,阿甲遞過來一個本子,上面三個大字:《紅燈記》。
那時候,全國上下都在搞京劇現(xiàn)代戲,中國京劇院更是風(fēng)口浪尖上的排頭兵。
《紅燈記》這個本子,是從滬劇《自有后來人》改過來的,講的是抗戰(zhàn)時期東北鐵路工人家里三代人,為了保護(hù)密電碼跟日本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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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戲的政治分量,藝術(shù)要求,都是頂格的。
劇組的班底更是亮得晃眼,李玉和定了文武老生泰斗李少春,日本憲兵隊(duì)長鳩山定了架子花臉宗師袁世海。
可戲里頭,那個串起三代人、象征著革命根脈的李奶奶,定不下來。
院里頭挑了好幾個老旦演員,試來試去,總覺得差點(diǎn)意思。
阿甲他們這幫主創(chuàng),把眼光落在了高玉倩身上。
這想法,在當(dāng)時看,簡直是異想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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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倩是唱青衣的,嗓子講究的是清亮、甜潤,是那種小橋流水的勁兒。
老旦呢?
要的是大嗓,聲音得蒼勁、渾厚,是那種大江東去的范兒。
這倆行當(dāng),發(fā)聲方法南轅北轍,硬改,輕則把嗓子唱劈了,重則整個藝術(shù)生命都得報銷。
幾天后,一場不掛幕布、沒有行頭的“考試”在院里一間小辦公室里開始了。
幾位候選人,挨個兒進(jìn)去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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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到高玉倩,屋里的人都盯著她。
她心里也打鼓,可事到臨頭,只能硬著頭皮上。
她想起自己年輕時,為了拓寬戲路,也曾反串過《借東風(fēng)》里的魯肅,那時候嗓子里還有股子沖勁兒。
她定定神,把自個兒身上那股子天生的沉穩(wěn)勁兒,全灌進(jìn)了嗓子里。
一張嘴,幾句老旦的散板,屋里一下就靜了。
她那嗓子,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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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老旦的醇厚底子,又沒丟掉青衣的亮音兒,聽著不那么憋,反倒有種說不出的韌勁兒。
阿甲跟幾位評委對視一眼,沒多商量,李奶奶這個角色,當(dāng)場就拍板給了高玉恬。
高玉倩走出辦公室,腿肚子都有點(diǎn)軟。
高興是真高興,可壓力也是真大。
她問自己,為了一個角色,拿自己的嗓子去賭,劃得來嗎?
可轉(zhuǎn)念一想,一個演員,一輩子能碰上這么一個舉國關(guān)注的大戲,能在里頭留下一個立得住的角色,就算嗓子廢了,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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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一開始,總導(dǎo)演阿甲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摳唱腔、走臺步,而是給全組人做了一場導(dǎo)演報告。
他沒講那些虛頭巴腦的藝術(shù)理論,而是把整個劇本掰開揉碎了,分析里面的“沖突”。
他告訴大家,《紅燈記》的核心,就是家庭親情和革命大義的沖突,是個人生死和國家存亡的沖突。
那段時間,阿甲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整宿整宿地不睡覺,嘴里念念有詞,又哭又笑,跟中了邪似的。
他不是在給演員做示范,他是在替角色活一遍,要把人物心里最擰巴、最痛苦的東西給掏出來。
“痛說革命家史”那場戲,是李奶奶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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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段的念白,怎么說才能不像是背書,才能砸到觀眾心里去?
高玉倩一開始怎么也找不著感覺。
阿甲把她叫到一邊,一句話點(diǎn)醒了她:“高玉倩,你記著,你不是在跟孫女嘮家常,你是在執(zhí)行一項(xiàng)萬分緊急的任務(wù)!
你是在用十七年的家史,給鐵梅這顆革命的種子澆水、施肥,讓她一夜長大,好接你的班!”
這個定位,一下讓高玉倩找到了魂兒。
她的念白立刻有了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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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是壓著火的冷靜囑托;講到丈夫犧牲在“二七大罷工”的血泊里,積壓了十七年的悲憤像火山一樣噴出來;可到了結(jié)尾,又必須收回來,把所有的痛,變成催促鐵梅上路的力量。
劇本里,李奶奶講完家史,就一句詞:“我就緊緊把你抱在懷里——”。
阿甲覺得不夠。
他給高玉倩和扮演鐵梅的劉長瑜設(shè)計(jì)了一個動作,一個祖孫二人“主動而動人”的擁抱。
阿甲說:“沒有這個擁抱,前面的家史就全白說了!
這個擁抱,是把兩代人的血和淚,擰成一股繩,變成復(fù)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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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這個擁抱成了舞臺上的經(jīng)典,它把抽象的革命傳承,變成了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動作。
劇組里,阿甲是“鑄魂”的,那李少春就是“點(diǎn)金”的。
李少春演的李玉和,把京劇的傳統(tǒng)程式給破了個干干凈凈。
他一出場,不是亮相、念詩,而是在風(fēng)雪里裹著件鐵路工人的破大衣,念著自由散板的〔撲燈蛾〕上場,那份焦灼、那份堅(jiān)定,全在那身段里。
他對藝術(shù),摳得細(xì),也從不藏著掖著。
排練場上,他管高玉倩叫“老太太”,透著一股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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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試妝,李少春圍著高玉倩轉(zhuǎn)了好幾圈,沉吟了半天,開口說:“老太太,您這頭發(fā),得犧牲犧牲…
他覺得高玉倩的額頭有點(diǎn)窄,缺了點(diǎn)李奶奶那種風(fēng)霜刀劍刻出來的開闊感。
這話,點(diǎn)醒了高玉倩。
她二話不說,讓化妝師把頭套往寬里勒,到后來拍電影,干脆把自己兩鬢的頭發(fā)都給剃了。
就這么一個小小的改動,李奶奶的形象,一下就從舞臺上的“扮相”,變成了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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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李奶奶出場的第一場戲,“點(diǎn)燈”。
劇本就四個字,“臨危不懼”。
可怎么把“擦火柴、點(diǎn)油燈、蓋燈罩”這套日常動作,變成有節(jié)奏、有韻味的京劇表演?
高玉倩犯了難。
李少春主動湊上來,幫她設(shè)計(jì)了一整套身段,還建議她配上“鳳點(diǎn)頭”的鑼鼓經(jīng)。
高玉倩就照著這個,天天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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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舞臺上呈現(xiàn)出來的,是行云流水的一套動作,每個停頓,每次呼吸,都嚴(yán)絲合縫地卡在鼓點(diǎn)上,既有生活的實(shí)在感,又有京劇的寫意美,成了后來京劇現(xiàn)代戲表演的教科書。
《紅燈記》這部戲,是那個年代的產(chǎn)物,帶著那個年代最鮮明的印記。
后來圍繞它的爭論也不少。
可要是把這些都撇開,單看這群藝術(shù)家是怎么把這部戲給“磨”出來的,就會發(fā)現(xiàn),它是一座繞不過去的山。
高玉倩拿嗓子賭一個角色,阿甲為了戲快把自己逼瘋,李少春傾其所有幫襯同行,正是這群人的心血,才把這部戲鑄成了經(jīng)典。
他們用自己的本事,硬是把現(xiàn)代人的生活,揉進(jìn)了老祖宗傳下來的京劇程式里,弄出了一批活生生、站得住的舞臺人物。
所以就算過了這么多年,《紅燈記》的調(diào)子一響起來,人們記住的,不光是那段歷史,更是這群藝術(shù)家玩了命才留下的那點(diǎn)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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