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工程兵集體轉(zhuǎn)業(yè)前，擬向軍委申報三種方案不脫軍裝均被否

1966年，一支特殊的隊伍誕生了——基建工程兵。也就是在今天，我們看著深圳南山的摩天大樓，看著北京地鐵的人潮洶涌，心里總得惦記著這幫人。

這支部隊命挺苦，滿打滿算就存在了16年。特別是到了1982年，百萬大裁軍的大浪拍過來，幾十萬熱血漢子面臨著人生最艱難的抉擇：脫下軍裝。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最后那紙撤銷令下來之前，為了留住這身這身國防綠，基建工程兵的領導層帶著數(shù)萬官兵，是做過最后掙扎的。我們當時擬定了三種保留方案報給軍委，心想只要不走，怎么改都行。

結果呢？三個方案，全被否決。

這事兒哪怕過了這么多年，說起來還是一把辛酸淚。

咱們得先說說當時的背景。80年代初，基建工程兵那是真壯觀，總?cè)藬?shù)湊到了50萬左右。但這支部隊有個硬氣的資本：實行經(jīng)濟核算，自負盈虧，不花國家的國防軍費。

說白了，我們能自己養(yǎng)活自己，還能給國家掙錢。當時大家心里都犯嘀咕：既然不給國家財政添負擔，留著我們干工程多好？

哪怕是裁軍風聲最緊的時候，大家心里還是存著一絲僥幸。也就是在這股勁頭下，我們報了第一個方案。

其一，縮編，掛靠到總參謀部。

這招叫“斷臂求生”。領導們想，既然嫌人多、體制不順，那我們自己砍自己幾刀。能不能像軍委工程兵那樣，縮編成一個獨立的兵部？

我們甚至表態(tài)：如果嫌機關太臃腫，兵部機關的人數(shù)可以壓到最低，不超過200人都行！其他部隊也跟著減，只要把根留住，只要番號還在解放軍序列里，我們就知足。

但這算盤打得雖精，軍委沒批。

上面的態(tài)度很堅決：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搞建設固然重要，但一大幫子人天天忙著搞經(jīng)濟，長此以往，部隊的戰(zhàn)斗力怎么辦？純潔性怎么辦？不管花不花軍費，軍隊得像個軍隊的樣子。

這第一盆冷水潑下來，大家心涼了半截。緊接著，第二個方案又遞了上去。

其二，集體并入武警部隊。

這在當時看來，是個挺靠譜的路子。1982年那會兒，軍委正籌劃成立武警部隊。大家一琢磨，既然解放軍留不住，去武警也行啊，好歹手里還拿槍，身上還穿制服。

而且這事兒一開始挺有門兒。軍委甚至找過當時的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談話，問他愿不愿意去當武警司令。

可最后，這方案還是胎死腹中。

拿武警的職能來說，人家是搞內(nèi)衛(wèi)、抓壞人、維護治安的；我們基建工程兵是干嘛的？是修大壩、挖礦山、蓋樓房的。這就好比讓拿瓦刀的去干刑偵，專業(yè)實在不對口。再加上其他部隊也有不少要轉(zhuǎn)隸武警，名額擠得滿滿當當，根本吞不下基建工程兵這個“大塊頭”。

兩招都失靈了，官兵們是真急了。對于當兵的人來說，部隊就是家，誰舍得走？

于是，帶著濃濃感情色彩的第三個方案出來了：回娘家。

咱們都知道，基建工程兵1966年組建的時候，是從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的工程兵里抽調(diào)骨干湊起來的。現(xiàn)在要撤了，那能不能讓我們哪里來回哪里去？

這個呼聲在基層特別高。大家想著，哪怕回原部隊看大門、守倉庫，只要還在老部隊呆著，心里就踏實。

可現(xiàn)實很殘酷，這個方案在軍委那里，依然是行不通。

當時各大軍區(qū)自己都在滿頭大汗地“消腫”，都在拼命裁人。為了完成指標，恨不得把一個人掰成兩半用。這時候如果允許基建工程兵幾萬人、十幾萬人回流，那各軍區(qū)自身的裁減任務還怎么完成？這不等于給本來就難辦的裁軍工作又加了一座大山嗎？

三個方案，三次努力，全都碰了壁。

這時候，最讓人佩服的一幕出現(xiàn)了。幾十萬大軍，剛才還想著各種辦法留下來，命令一下，立馬二話不說。沒有抗命，沒有鬧事，所有人默默脫下軍裝，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其中有二萬人，直接調(diào)到了深圳。

這群漢子把部隊的作風帶到了工地上，這才有了后來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才有了深圳特區(qū)的輝煌。

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看這段歷史，我們必須承認，當年那三個被否決的方案，雖然是基建工程兵的遺憾，卻是國家的高瞻遠矚。

如果當年保留了我們，縮在體制內(nèi)，可能今天中國就少了一支在市場浪潮里搏殺的生力軍。

那一脫，脫掉的是對舊體制的依賴；那一轉(zhuǎn)，轉(zhuǎn)出的是中國經(jīng)濟騰飛的新篇章。

兵魂不滅。哪怕沒了領章帽徽，只要那股子聽黨指揮、服從大局的勁頭在，我們永遠是這個國家最硬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