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切學問，皆賴通達人情才成其為真學問 | 徐建融

蘇軾說：“圣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情。”其弟蘇轍也說：“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這與俗語所說的“不識字，不要緊；不識人，不可行”和《論語》所說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印證了同樣的人生哲理。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儒學之道，就是仁。仁者就是周公制定的禮樂；禮者所以分別不同人等上下長幼尊卑的等級；樂者所以和合不同人等上下長幼尊卑的秩序——這便構成人情的基本準則，而它的具體實施，則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從自己身邊的人際關系做起。作為人生的本質，任何個人都是社會關系總和中的一分子，而所謂人際關系，就是與人相處，不僅與志同道合的人相處，更與不同層次的人相處。而所謂“人情”，便是人與人，尤其是與不同層次的人日常相處的情商。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要對別人好；“恕”，就是要原諒別人對自己的不好。只要不違反社會法紀、公序良俗，我不可看不慣任何人，包括看不慣自己的人。所謂“君子成人之美”而“不言人之不善”“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是也。

《孟子》中反復講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即便如此，仍“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

在非原則的問題上，如果因為別人看不慣我、指責我而堅持“原則”與之爭辯，那么，不僅是非越辯越糊涂，而且，事情會越鬧越大到不可收拾。如李贄的為人處世，“尊己卑人”“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無事生非，強詞奪理，得理不饒人，自然到處樹敵，連他的朋友見了他，也避之唯恐不及。

不通成人之美、與人為善的人情者，除李贄那樣的極端之外，更多的表現為一肚皮學問卻不識世俗人事的“書呆子”。比如乾嘉學派的許多專家，埋頭書齋，皓首窮經，“學問”大得不得了，人情則近乎不通，甚至于親友間的慶賀哀吊也一概視作“俗事”而摒絕！曾國藩“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頗覺不解”。文章者，所以發抒性情，乾嘉學人不通人情如此，又怎么寫得出感動人心的好文章呢？至于他們高大上的“學問”，因為“終日不出于軒序”“至棄百事不關于心”而徒“勉焉以模言語”，于真正的學問，實在也是歐陽修所說的“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的。對于這類不通人情的“學問”，我們“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高，蓋護其短也”，這正反映了人情要求我們對不通人情的人和事也要講人情的道理。但這樣豈不成了鄉愿？并不是的。因為，人情的成人之美是有原則的，即前面所講的社會法紀、公序良俗；而鄉愿的好好先生則是沒有原則的。《論語·陽貨》以“鄉愿，德之賊也”。并不是因為它與德相反，而是因為它與德太相似了。正如“惡紫之奪朱”，并不是因為紫與朱的色彩如黑白般的截然不同，而是因為它們都傾向于紅色。

此外，與不通人情有程度的不同一樣，通人情也有火候的差別。《東坡志林》中講到南朝的劉凝之、沈麟士均為人認所著屐，均隨和地“予之”；后來認屐者均得其所失而送還之，劉堅辭不受，沈笑而受之——蘇軾認為，“此雖小節”，卻反映了人情火候上的差別，“人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這一“天下歸仁”的理想，使我想起少年時一個鄉下的習俗。左鄰右舍，平時難免為一些瑣事磕磕碰碰而爭得面紅耳赤、勢若水火，但任一家，偶爾因為過生日之類的“喜事”而下大肉面、包菜肉餛飩，在那饑荒的年代，那被視作難得的“美食”，則無論東家長西家短，必每家送上一碗共享，而決不關起門來吃“獨食”。這，不正是“人處世，當如麟士”的“禮失而求諸野”嗎？即“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的人情。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天下一切學問，皆賴通達人情才成其為真學問。

原標題：《天下一切學問，皆賴通達人情才成其為真學問 | 徐建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