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杜聿明等人被安排攜家眷到祖國各地參觀，去了十幾個城市

1950年12月，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鐵門在寒風里發出“吱呀”一聲，杜聿明抱著熱水瓶走進食堂，他沒想到十四年后會攜妻帶子站在黃浦江畔。那時的他，只想弄清下頓米飯里有沒有多加一把碎玉米。命運轉折的伏筆，卻已在暗處悄悄落筆。

一轉眼來到1963年11月10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水晶燈亮得炫目，周恩來和陳毅面對杜聿明、溥儀、傅作義、張治中等文史專員談笑風生。陳毅開門見山：“臺灣媒體說你們不自由，你們自己說說看？”杜聿明抬頭答了句：“生活很自在。”一句平實的話，把“戰俘”與“座上賓”之間的距離拉得極短。周恩來隨即提出，讓大家春暖花開時走出去看看——這便是1964年那場全國性參觀的源頭。

1964年3月11日，火車駛進南京站。站臺上，江蘇省政協的同志揮著小紅旗。杜聿明踩在石板路上，有種恍如隔世的滋味。第二天，中山陵上空云影綽約，他看到那尊大理石坐像依舊安好，心里某根弦驟然松開。有人介紹說南京市委專門成立了“中山陵園保管委員會”，他點點頭，暗自感嘆“這氣度，不簡單”。

可別以為行程只是賞景。南京長江大橋的工地機器轟鳴，汽車廠的裝配線閃著金屬光。工人問：“會開車嗎？試試？”杜聿明笑著跳進駕駛室，兜了一圈，高聲說：“底盤扎實！”一位昔日“機動作戰”專家，第一次站在社會主義工業大課堂里，興致高得像個孩子。

3月16日到19日，無錫的繅絲機、蘇州的高壓電磁廠讓人眼花繚亂。江南春色本就撩人，再加上車間里的熱浪和機器的節奏，杜聿明夫人一邊看杜鵑花，一邊感嘆：“工廠比花開得更旺。”這句半玩笑的話，成了那段旅程被頻頻提起的小插曲。

火車3月19日抵上海。黃浦江夜色深沉，外白渡橋下汽笛聲此起彼伏。市委統戰部干部擺出一份厚厚的日程表：鋼鐵廠、手表廠、微型軸承廠、少年宮……杜聿明仔細看過，竟無一句廢話。改造流氓、整頓妓院、修繕棚戶，上海變樣的速度之快，讓老南京人也直呼“趕不上”。

3月27日到4月2日，西湖邊柳枝才吐新芽，他們又鉆進杭州麻紡廠聞那股帶絲的熱氣。新安江水電站才真正震住了大家——大壩巍然，水面鋪到天邊。杜聿明站在消力池邊，被水汽打濕了帽檐，他對陪同人員說：“這要是在抗戰年代，誰敢想？”一句帶著軍事口吻的感慨，落進了水聲里。

短暫停留黃山后，隊伍繼續南下。井岡山密林深，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泥墻還帶著稻草香。湘江水漲時，棧橋數次被沖斷，地方干部卻笑說：“缺席不了各位的行程。”這種務實勁兒讓杜聿明頻頻點頭。

4月22日車到漢口。1958年，他曾以在押戰犯身份參觀武漢長江大橋，六年過去，身份由“押送”變“迎接”，心境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此番他帶著相機，拍下夕陽映橋塔的畫面，后來索性沖洗成放大照片貼在北京家中書房。

4月28日返京，參加“五一”觀禮。行程兩萬余里，橫跨大江大河，十幾個城市連成一條線。中央統戰部的計劃并沒結束：下半年還要去延安、西安、洛陽、鄭州。陳毅臨別前一句“回去歇歇腳”，給下段旅程留下伏筆。

行走間，杜聿明常被問：“感受如何？”他給出的答案簡單：“兩樣東西最震撼，一是山河，一是工廠。”山河本在那兒，但管理方式不一樣；工廠昔日稀罕，如今遍地開花。對曾經的國民黨裝甲兵將領而言，這種節奏比任何戰場調動更具沖擊力。

有意思的是，參觀途中并非人人都能把見聞迅速“消化”。溥儀常對著車窗外的水田發呆，張治中則喜歡向基層干部追問財政數字。不同的成長背景，呈現出不同的關注點，而同一條鐵路，把所有問題都拉到同一節車廂里。這樣的“學習班”，恐怕只有那個年代才安排得出來。

試想一下，若無這趟旅程，杜聿明對新中國的理解可能仍停留在文件和報紙層面。坐在會議室聽匯報，和站在車間看鋼水倒進模具，完全不是一種體驗。公開資料顯示，他回京后參與撰寫了多篇關于國防工業建設的建議，部分細節被采納進入相關計劃，算是一種回饋。

歷史沒有抒情的必要，卻需要節點。1964年的春天，就是一個獨特節點，讓昔日敵手走進正在拔節生長的共和國車間、碼頭、農田，親手觸摸軋輥的溫度，也嗅到了面粉廠里麥香。那一年，對杜聿明而言，北方的風不再凜冽，南方的雨也不再寡淡，他將個人命運與國家變革并置，得出一個再樸素不過的結論：這條路，走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