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將軍長罵人：黃百韜自殺，全怪郭汝瑰謊報軍情嚇懵了劉峙邱清泉

死人，是打仗的常態。

但死一樣的寂靜，才是將軍們的末日。

1948年11月22號，徐州那個所謂的“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部里，連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前幾天還吵得人腦仁疼的炮聲，在碾莊圩那邊，停了，停得干干凈凈。

這股子安靜，比十萬門大炮同時開火還讓人心里發毛。

“完犢子了，黃百韜完了！”

代參謀長文強心里“咯噔”一下，這話幾乎是脫口而出。

他話音還沒散干凈，指揮部的門簾“嘩啦”一聲被掀開，一個軍官跌跌撞撞地沖了進來。

這人身上那股子味兒，是硝煙、血腥和泥土混在一起，從死人堆里爬出來才有的味兒。

他那張臉，像是哭完了又被炮火熏了一遍，黑一道白一道。

他就是第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剛從碾莊那片活地獄里鉆出來。

他帶來的消息，就三個字，但比一發重磅炮彈還砸得人暈頭轉向：“黃司令…

沒了。”

黃百-韜，這位被蔣介石封為“常勝將軍”的悍將，連同他的十多萬兵馬，就這么在碾莊圩那片小地方化成了灰。

可他手下的軍長陳士章，命是真的硬。

碾莊圩這個修羅場，他跑出來了。

沒過多久，杜聿明帶著幾十萬人馬在陳官莊被圍，他又跑出來了。

這位將軍的“逃命”本事，一直到1949年8月，才在福建永春的山溝里走到頭。

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之后，陳士章這輩子就跟一件事過不去了——碾莊。

在他后來寫的那些回憶材料里，反反復復地罵一個人，罵得咬牙切齒，那股子恨意，隔著紙都能聞到。

這個人，就是郭汝瑰。

陳士章到死都認定，就是這個當年在南京國防部當作戰廳長的郭汝瑰，用一張嘴、幾份作戰計劃，把他和黃百韜的十萬大軍，親手推進了墳墓。

可這事兒怪就怪在，陳士章這口罵了幾十年的怨氣，恰恰把一樁更大的懸案給捅開了：碾莊圩的十萬冤魂，到底是一個“內鬼”處心積慮的杰作，還是那支號稱幾百萬的大軍，自己從里到外已經爛透了，就算神仙來也救不了？

這事兒，得從碾莊開打前兩天，徐州城里那場要命的會說起。

1948年11月4號，徐州“剿總”的氣氛，跟死了人沒兩樣。

總司令劉峙，那胖大的身子整個陷在沙發里，像一灘扶不上墻的爛泥，六神無主。

副總司令杜聿明，因為腰上的老毛病犯了，疼得齜牙咧嘴，連坐直都費勁。

就在這么個節骨眼上，南京派來的“欽差”到了，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來給這幫前線大員們“通報敵情”。

陳士章后來在他的《第七兵團的毀滅》里說，郭汝瑰那天的講話，簡直就是“張良在垓下吹簫”，要命的靡靡之音。

郭汝瑰站起來，不緊不慢，那口氣，不像是在商量，倒像是在宣布一個既定事實。

他描繪的那幅景象，讓在場所有將軍的后脊梁溝子直冒涼氣。

“各位長官，東北那邊的情況，不容樂觀。

林彪的部隊，把日本關東軍留下的四十個師的裝備全給收了，光炮彈就有一百二十萬發。

這些東西，現在正通過火車，一車皮一車皮地往南運…

“華野、中野、華北的共軍主力，已經完成了戰術穿插和集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包圍圈。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正從新安鎮往西撤的黃百韜兵團…

“黃維的十二兵團，遠在河南，遠水救不了近火。

眼下，黃司令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從西邊趕過來的孫元良兵團！”

這幾句話，就像冬天里的一盆冰碴子水，從頭到腳澆下來，在座的黃埔將軍們，心里那點驕橫的火氣，瞬間就滅了。

“共軍拿著我們的美式裝備，打我們自己人”，這話聽著就讓人絕望。

但更讓這幫人心里犯嘀咕的，是郭汝瑰提的那個救援方案——舍近求遠。

當時是個什么局面？

離黃百韜最近的，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團和李彌的第十三兵團。

邱清泉手底下有十六個師，全是精銳中的精銳；李彌也有十個師，兵強馬壯。

這倆兵團就在徐州邊上，抬腿就能到。

可郭汝瑰這位國防部來的“高參”，偏偏把救人的希望，寄托在實力最弱、只有四個師的孫元良身上。

這個安排，蠢到家了，但效果卻好得出奇。

它給了正在撤退路上心驚膽戰的黃百韜徹底的絕望，更給了邱清泉和李彌一個天衣無縫的借口。

大家心里的小算盤都撥拉得噼啪響：你看看，連南京國防部代表蔣委員長和顧總長來的郭廳長，都沒點咱們的名，那咱們還上趕著去送人頭？

那不是傻嗎？

就這么著，一場本來應該協調各部、同心協力的大會，硬生生被郭汝瑰開成了一場分化人心、瓦解士氣的心理戰。

他啥也沒干，就是把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摻和在一起，再利用自己“欽差”的身份，把恐慌和猜忌的種子，穩穩當當地種進了每個人的心里。

仗一打響，黃百韜的兵團就像郭汝瑰預言的那樣，在新安鎮到碾莊圩的路上被死死咬住，動彈不得。

華野的炮彈，跟不要錢似的，白天黑夜地往碾莊那片小村子里砸。

求救的電報，一封接著一封，像雪片一樣飛向徐州。

杜聿明急得在指揮部里團團轉，親自抓起電話，對著話筒咆哮，命令邱清泉和李彌，別他娘的看戲了，趕緊出兵救人！

可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場讓人心都涼透了的扯皮。

當時就站在杜聿明旁邊的文強，親耳聽見了這出荒誕劇的全過程。

邱清泉是杜聿明的頭號愛將，可這時候卻一點面子都不給：“杜長官，不是兄弟我不救啊！

我這正面，共軍跟瘋狗一樣撲上來，壓力太大了！

我把主力抽走，萬一徐州的東大門丟了，這個責任誰來負？”

李彌那邊，更是把太極推手玩得爐火純青：“邱司令的兵力是我的兩倍多，他要是動，我二話不說，豁出老本也跟著上。

他要是不動，我這倆軍填進去，連個水花都濺不起來。

我不能動啊！”

一個說自己家門口有賊，走不開；一個說鄰居不動我也不動。

倆人配合默契，心照不宣地達成了“見死不救”的共識。

杜聿明這個徐州“剿總”副司令的命令，在這些手握兵權的軍頭面前，跟放屁沒兩樣。

后來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里，把這事兒說得透透的。

他說這種“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戲碼，在黃埔系內部，那是家常便飯。

黃百韜的第七兵團，成分復雜，算不上蔣介石的“親兒子”，是“雜牌軍”拼湊起來的。

犧牲一個“雜牌”兵團，去消耗共軍的有生力量，從而保全邱清泉這種嫡系精銳，這筆賬，在南京那位看來，是劃算的。

郭汝瑰的那番“末日預言”，其實就是把這層誰都心里有數、但誰都不好意思說破的窗戶紙給捅了。

他沒有創造懦弱和自私，他只是給那些早就想保存實力、見死不救的人，找了個冠冕堂皇的臺階。

邱清泉和李彌，不是被郭汝瑰嚇破了膽，而是借著郭汝瑰給的坡，心安理得地下了驢，把派系斗爭和個人算計的潛規則，發揮到了極致。

碾莊圩的炮聲終于停了，十萬大軍的爛攤子總得有人出來背鍋。

對陳士章，還有后來同樣當了俘虜的杜聿明來說，郭汝瑰這個“內鬼”，無疑是最好的替罪羊。

杜聿明在被俘后回憶，淮海戰役后期，他被蔣介石召到南京。

一進總統官邸，就看見郭汝瑰跟個小秘書似的，畢恭畢敬地站在蔣介石身邊。

蔣介石還沒發話，郭汝瑰就先替他傳達了“圣旨”，命令杜聿明放棄撤退計劃，“固守徐州，就地決戰”。

杜聿明說他當時“鼻子都快氣歪了”，一個作戰廳長，居然能替最高統帥下命令了。

但他不敢發作，只能把所有怨氣都歸結為“總裁完全聽信了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擺布”。

而陳士章，這位兩次從絕境中逃生的“幸運兒”，在后半生里，更是把對郭汝瑰的恨，刻進了骨頭縫里。

在功德林里，他寧可跟軍統特務沈醉聊天，也跟杜聿明、文強這些昔日的袍澤保持距離。

1975年特赦后，他一心想去臺灣，據說就是想當面問問那個已經風燭殘年的“老蔣”，當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拒之門外后，他寧可一個人跑到美國，也不愿留在大陸和那些“老長官”們為伍。

這種固執和怨念，說到底，是一種逃避。

承認那場仗的失敗，是源于整個軍事集團從上到下的腐敗、內斗和無能，就等于徹底否定了自己一輩子的軍旅生涯和信仰。

這比殺了他們還難受。

所以，必須找一個“內奸”，一個具體的壞人來承擔所有的罪責。

咒罵郭汝瑰，是他們給自己崩塌的內心世界，找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郭汝瑰的身份揭開后，他自己也寫了回憶錄，承認了當年的潛伏工作。

他就像一個醫術最高明的外科醫生，精準地找到了國民黨這具龐大軍事肌體上所有致命的病灶——最高統帥的遙控指揮，高級將領之間的派系傾軋，前線指揮官的自私怯懦——然后，他開出了最猛的“藥方”，加速了它的死亡。

沒有郭汝瑰，邱清泉和李彌就會舍生忘死去救一個“雜牌”的黃百韜嗎？

恐怕誰心里都有數。

陳士章的怨念，更像是一面破碎的鏡子，照出的不是郭汝瑰一個人的臉，而是整個國民黨政權從根子上爛掉的模樣。

郭汝瑰并沒有去挖墳掘墓，他只是在葬禮上，為這具早就沒了氣息的龐大尸體，輕輕地蓋上了棺材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