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本科生就有一個殘障，為了拿A？

“你是個有條理的人嗎？”
“你常常遲到嗎？”
“你在讀書或寫作時，會不會很容易走神？”

問題很普通，回答卻未必輕松。對一些歐美大學的學生來說，這類學習障礙篩查問卷背后，連著一套“不普通”的安排：多出25%的考試時間、更安靜的考場，乃至課堂、作業與住宿層面的便利措施。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頂尖學校里，進入這套支持體系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多。外媒援引的數據顯示，在布朗和哈佛，登記為殘障的本科生都已超過20%；在阿默斯特學院，這個比例約為34%；斯坦福比例最高，約為38%。

美國大學中報告自己有殘疾的本科生比例。斯坦福比例最高，約為38%

而這種變化也不只發生在美國。英國高校里，申報殘障的學生比例在2008到2023年間翻了一倍；在牛津和劍橋，比例從5%飆升至20%左右。

換句話說，最擅長篩選學業優異者的學校，如今也擁有極高比例的，在學習上存在某種學習障礙、需要額外支持的學生。

這些數字之所以引發爭論，不只因為它在快速上升，更因為它落在了精英教育的語境里。

鉆空子？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大學考試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一間教室，一疊答卷，統一的時間開始，也統一地結束。監考老師盯著鐘表，提醒幾次剩余時間，考試就算完成。

但在越來越多的歐美大學里，這種場景開始消失。

同一場期末考試常常被拆成幾個版本：有人留在原教室，有人被安排到低干擾考場；有人按標準時間交卷，有人可以多寫十多分鐘。考試本身未必更難，規則卻更復雜了。

最先感到措手不及的，是老師。

在密歇根大學，學校為獲得官方殘障認定的學生設立了專門的考試中心，但在期末周里，這些考場經常一位難求，教師不得不臨時找教室、配監考、補人手。芝加哥大學有教授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如今真正安靜的地方反而是普通教室，那些原本為“低干擾”而設立的考場，因為使用人數太多，已經不那么低干擾了。

在密歇根大學，任何自我認定有殘疾的學生，如心理健康障礙、ADHD、ASD等都可以申請包括低干擾考場在內的學業輔助安排/截圖自@密歇根大學

這些變化，不只是幾位教師的抱怨：在不少大學，考試安排不再只是教學事務的一部分，而是與一整套“殘障支持體系”緊密相連。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校園里的“合理便利”，并不需要太多解釋。它對應的往往是更傳統、也更典型的學習障礙：通常在童年就已顯現，長期影響閱讀、寫作或數學等學業技能的習得，甚至會連累學生無法順利完成中學學業。

變化發生在近十多年里。越來越多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開始以注意力、執行功能、情緒與壓力相關的困擾進入支持體系，“便利”的邊界開始被重新劃定。

特別是ADHD這類情況，它的爭議點從來不在于“有沒有這個問題”，而在于：問題要嚴重到什么程度，才算對學業功能構成了需要被制度性照顧的影響。

與此同時，在歐美高校，便利措施要通過殘障支持辦公室審核，但不同學校對材料細則的要求并不一致，流程也不總是透明，這讓“同一門課為什么會出現兩套考試條件”變得更難被一句話解釋清楚。

這使得精英校園里本就緊繃的競爭神經，變得更為敏感。差一點的績點、一次考試里的幾分鐘，都可能被想象成“差很多”。

圖片由Philippe Bout拍攝，圖源Unsplash

今年30歲，從哈佛畢業的Lindell告訴南風窗，哈佛的學生當然聰明，但頂尖學校真正篩選出的，未必只是智力，更是一種“在制度里取勝”的能力。上面的人制定規則，有時合理、有時荒唐，但學生會像“玩桌游一樣把規則拆開”，以求選擇達到最優。

他說，如果有一套流程存在：只要你時常覺得疲憊、注意力難以集中，就可以去做評估，開藥，填表，最后換來更多考試時間，那么學生群體很容易分成兩類：一類是嫌麻煩，相信自己不靠這些也能拿到A；另一類會認真研究如何利用這條路徑。

在這一背景下，關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借殘障支持體系鉆空子的討論，也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

懷疑并非空穴來風。

2019年，《華爾街日報》曾分析發現，在紐約郊區名校Scarsdale High School，大約五分之一的學生被認為有殘障，并有資格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使用便利措施，這一比例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更極端的例子，來自2019年美國司法部公開起訴的Varsity Blues招生舞弊案。調查披露，確實存在富裕家庭通過不當方式獲取“學習障礙”相關證明，借此在SAT、ACT等考試（相當于美國“高考”）中爭取額外時間。

問題開始浮現

如果把視野從個別學校和極端事件中移開，放回到更大的高等教育圖景，另一組事實會浮出水面。美國全國層面的數據顯示，大約五分之一的本科生自我認定或被認定存在某種殘障狀況，其中相當一部分與注意力、情緒或心理健康有關。

這在頂尖院校更引人注目。2024年，哈佛大學21%的本科生獲得了殘疾便利措施。過去十年，這比例增長了15%。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和耶魯大學等頂尖學府，也保持著基本持平的殘障水平。有些高校的數據格外顯著，如斯坦福大學有38%的學生登記為殘障人士，阿默斯特學院則有34%。

而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2011-12學年，殘疾本科生比例只有 11%。

2025年5月24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拍攝的哈佛大學校園/新華社發（朱子于攝）

類似趨勢不局限于美國。英國牛津大學的報告指出，2017/18 學年至 2022/23 學年期間，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等特定學習障礙的學生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從1091人增至1935人，殘疾占比提升至28%。

牛津大學表示，該校致力于為殘障學生營造一個受歡迎的環境。

美國高等教育與殘疾協會（AHEAD）在回應相關報道時強調，便利措施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著濫用。它也可能意味著更多人終于被識別出來，更多服務被建起來，以及校園心理健康困境更普遍地浮上臺面。

近幾年，在 Reddit等論壇上，這種“浮上來”的過程幾乎是可見的。發帖的人有時是學生，有時是家長：高中時一路優秀，到了大學卻像突然失靈，作業拖延、上課吃力，甚至第一次面對掛科。

圖片由Unseen Studio拍攝，圖源Unsplash

與此同時，一個更不顯眼但更關鍵的變化也在發生：醫學與教育系統對“功能影響”的描述語言正在移動。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將判斷重點從強調“臨床顯著損害”，轉向癥狀是否會“干擾或降低”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質量，并更明確覆蓋青少年與成人群體。

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進步，也意味著邊界更依賴解釋，更依賴證據，更容易被公眾拿來爭論。

社會需要看的是，很多學生是在進入大學后，才第一次被識別出需要支持的學習或心理狀況。還有一些人，在中小學階段靠硬撐、模仿、過度自律“勉強通過”，直到更高強度的學業環境里，困難才以更具體的方式顯形。

真正復雜的地方在于：同一套制度，既可能被少數人策略性利用，也可能是大量此前被忽視的學生，第一次被納入支持體系。

在駁斥“鉆空子”的人看來，貧富差距確實會影響誰更容易獲得診斷、評估和文件支持。但這種差距首先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而不是便利措施本身的問題。換句話說，值得追問的也許不是“是否給了太多人支持”，而是“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拿不到支持”。

圖源：密歇根大學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擁有一套解釋自身困難的語言。

在社交媒體上，關于ADHD、焦慮、自閉譜系的內容并不罕見。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會公開提及自己的診斷或長期困擾，分享應對方法與求助路徑。它們不再只是醫學論文里的術語，而被用來描述拖延、分心、過度思考、情緒耗竭這些日常體驗。

對一些學生來說，這并不是為了爭取額外時間，而是為了擺脫一種更早、更模糊的自我懷疑：不是“我是不是不夠努力”，而是“我的運作方式可能本來就和別人不一樣”。

這種變化很難簡單用“投機”概括。它更像是一種遲到的公共語言。

只是，語言的出現并不會自動解決問題。支持體系仍在擴張，標準仍在摸索，質疑也仍在持續。更重要的是，在許多高校里，制度最終能抓住的，常常仍是一份標準化的診斷與文件。

大學教育危機

對一些大學老師來說，便利措施擴張之后，最難適應的并不是多安排幾間考場，而是一個更老也更尖銳的問題：考試到底在衡量什么，教學又該把學生帶向哪里。

“我能理解這些學生為什么需要支持，”芝加哥大學物理學教授Juan Collar說，“但當時間本身就是考試要評估的能力之一時，我很難忽視這種分裂感。”

他形容，課堂像被悄悄撥成了兩種節奏。一部分學生在既定時間里完成任務，另一部分則在被延長的時間里被評估。對老師而言，變化不只發生在考場，也發生在分數的含義里。

布朗大學認知科學教授Steven Sloman直言，如果成績不再能反映學生在現實約束下的表現，它的功能就會被稀釋。“等他們離開校園，進入更少保護的環境，這種落差遲早會顯現出來，”他說。

圖片由Jeswin Thomas拍攝，圖源Unsplash

讓這種擔憂變得更尖銳的，是另一層壓力。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估顯示，中學生數學水平顯著低于十年前，疫情后更是回落更明顯，在基礎學力下行的趨勢里，老師對“評估是否仍能區分能力”變得格外敏感。

但比評分本身更讓一些教師不安的，是學生對困難的理解方式正在變化。喬治亞大學Regents學習障礙中心主任WillLindstrom注意到，近幾年增長最快的一類來訪者，是已經在網絡、自我測評和社交平臺上形成初步判斷的學生。

“很多學生走進來時，已經非常確信答案是什么，”他說，“這幾乎已經成了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在他看來，幾乎每個人都會出現ADHD這類疾病的相關癥狀，但未必會深受影響。

對老師來說，這帶來的并不是簡單的立場選擇。一方面，他們不愿否認學生真實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們也在思考，教育是否正在失去區分兩件事的能力：一件是確實需要支持的障礙，另一件是本就屬于學習過程的艱難。

《普通人》劇照

這種張力并不只存在于教師一端。記者Noor Qurashi在牛津讀書時，也曾反復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她寫道，她很難把想法順暢地寫下來，閱讀也常常跟不上。一度，她把這些體驗理解為注意力不足。如果當時去參加學校的學習困難篩查，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會“符合條件”。

但她最終沒有。多年后回看，那段經歷在她心里有了另一種解釋——“看的書太無聊了”。

這并不是在否認病理信號，而是更像一種提醒：當她無法集中注意力時，答案不一定只能回到“我身上出了故障”。有時，它也可能與內容本身、方法本身，甚至與那套把閱讀與表達變成競速賽的節奏有關。

人們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更隱蔽的風險：當診斷語言過早成為解釋入口，它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替一個人的能力畫出邊界。學生學會更快地解釋自己的困難，卻未必有更多機會去探索，困難是否會隨興趣、經驗與策略的變化而發生轉移。

更重要的是，當大學越來越依賴診斷來為學生提供支持時，教育是否正在回避一個更不舒服的問題：課程的密度、考核的節奏，以及競爭本身，是否正在制造本不必然存在的“困難”？

首圖照片由Dom Fou拍攝，圖源Unsplash

作者 |賀一

編輯 | 阿樹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