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馮德萊恩憑什么對中國高高在上?

如今的歐盟，連新加坡觀察家都感到難以置信——他們實在想不通，馮德萊恩憑什么仍以居高臨下的姿態面對中國？

進入2026年，全球格局悄然轉向，新加坡著名國際關系學者馬凱碩就此作出精準研判：西方主導權正加速退場，一個由中印雙引擎驅動的新世界秩序已然輪廓初顯。

他尤其聚焦于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那場直擊要害的公開講話，指出其釋放出的關鍵信號并非外交辭令，而是西方陣營內部裂痕持續擴大的明確征兆。

表面看這是地緣博弈的角力，實質卻暴露出一場系統性的認知失調——倘若將鏡頭拉遠，回歸客觀數據與歷史坐標，這一失衡狀態便會顯得尤為清晰、不容回避。

翻閱2026年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全景圖，中歐經濟總量的對比已成繞不開的核心議題。回溯至2000年世紀之交，歐盟GDP規模尚是中國的整整八倍，彼時歐洲自信滿滿，規則制定權、技術標準話語權乃至所謂“普世價值”的解釋權，幾乎被默認為其天然稟賦。

而今，這一比例已逼近1:1臨界點，且動態趨勢毫不掩飾地傾向東方。按當前復合增長率推演，到2050年，歐盟經濟總量或將僅為中國的約50%。

換一種更形象的比喻：這好比一位曾駕乘頂級座駕的舊日名流，親眼目睹當年默默尾隨的后來者不僅購入同款豪車，更著手重構整條高速公路的設計規范與通行邏輯。

面對如此根本性位勢變遷，任何具備基本戰略理性的決策者，首要動作必然是校準定位、拓展協同可能；即便競爭，也需錨定在可驗證、可落地的現實基礎上。但現實中，歐洲的政策慣性卻始終未能完成這場必要的轉向。

以馮德萊恩為首的歐盟高層，在涉華表述中仍不自覺沿襲“訓導者”口吻，話語結構與思維范式，仿佛仍停留在上世紀末的時空坐標之中。

這種表現早已超出簡單傲慢的范疇，更接近一種深層心理代償機制——當現實落差過于劇烈，部分群體傾向于退回熟悉的話語繭房，借昔日輝煌的回響來緩沖當下身份坐標的劇烈漂移。

可現實從不因主觀意愿而停步，經濟重心遷移的軌跡，亦不會因政治修辭的華麗或強硬而發生絲毫偏轉。

若說歐洲尚在自我敘事中徘徊踟躕，那么跨過大西洋的美國，則儼然在國際舞臺中央上演一出節奏失控、收放失據的獨白劇。

2026年達沃斯會場氣氛格外肅穆，加拿大前央行行長馬克·卡尼的發言之所以引發廣泛震動，并非因其修辭張力，而在于他冷靜揭開了一個被長期掩蓋的事實：“自由國際秩序”的結構性松動，并非源于外部挑戰，而是源于其內核早已出現不可逆的侵蝕與空洞化。

自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日益呈現“掀桌式”特征。2025年初那輪將對華關稅推升至歷史極值的激進操作，初衷雖寄托于“極限施壓”的幻想，結果卻是本國制造業供應鏈率先承壓、通脹壓力陡增。

當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反噬驗證了政治豪賭的代價后，“關稅大棒”開始無差別揮向全球，波及國家數量突破百個，“1對192”的外交孤立圖譜，已成為當代國際關系史上極具諷刺意味的典型樣本。

此類行為對歐洲盟友造成的沖擊尤為尖銳。長期以來，歐洲在安全防務與外交協同上深度綁定美國，主動配合制裁議程、承擔額外成本，卻逐步意識到所謂“共同價值觀”在真實利益面前，其黏合度遠低于預期。

當“領頭羊”開始直接擠壓伙伴的生存空間，聯盟體系的離心趨勢便不再停留于學術推演，而成為每日可見的地緣現實。

更為棘手的是，歐洲并未因此實現認知層面的快速迭代，反而陷入一種近乎自我消耗的精神困局。

能源供應被迫切斷俄源，安全合作屢遭美方加碼索價，產業政策又不得不響應對華“去風險”號召——三重擠壓之下，歐洲的戰略回旋余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窄。

歐盟一方面高調推動與印度、東盟等新興力量的機制化合作，意圖構建多元支撐網絡；另一方面，在對華議題上卻被意識形態框架牢牢束縛，難以釋放務實合作動能。

產業界與政治中樞之間的認知鴻溝日益加深：大眾汽車、西門子、空中客車等頭部企業清醒認識到，一旦實質性喪失中國市場，其工業化根基將面臨不可逆的瓦解風險；而布魯塞爾的官僚體系仍在熱衷于發布立場聲明與象征性表態，仿佛文字本身就能替代真實增長。

在經濟引力持續東移、政治依賴仍固守西向的雙重撕扯中，歐洲正深陷戰略夾縫，舉步維艱。馬凱碩的判斷并非危言聳聽，而是基于事實的冷靜診斷：這不僅是經濟版圖的重塑，更是全球話語權分配的根本性再平衡。

2026年的開局，標志著舊有單極秩序的大門正在緩緩合攏。未來十年，西方特別是歐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重將持續稀釋，這一進程并非源于新興力量的強勢“取代”，而是根植于西方自身在若干關鍵抉擇上的連續誤判與戰略遲滯。

當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注意到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頻繁孤立表決，目睹歐洲在經濟困局中仍執著于道德姿態表演，一種新的集體認知正在悄然凝聚：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范本，它只是世界多元構成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正穩步回歸其應有的、非特權化的常態位置。

議題定義權正在轉移，規則制定權不再由少數中心國家壟斷書寫，而是必須經由更廣泛、更平等的協商機制重新確立。屆時，能否坦然直面現實，或許將成為決定歐洲未來國際坐標的真正分水嶺。

一個文明的式微，往往并非始于外敵叩關，而是發端于內在的認知閉鎖與現實回避。當“馮德萊恩們”依舊手持2004年的舊版地圖，試圖為2026年的復雜世界導航時，這艘巨輪觸礁的風險便已寫入航程。

對某些執拗者而言，最沉重的懲戒未必是最終失敗，而是直至沉沒的最后一刻，仍無法識別海水是從哪一道縫隙涌入船艙。在這個加速重構的時代，倘若連承認現實的基本勇氣都已喪失，又怎能奢談引領未來、重塑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