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抗議席卷全美？

當地時間2026年1月30日，一場聲勢浩大的“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抗議活動席卷美國，從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到紐約州的紐約市、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市，再到科羅拉多州、亞利桑那州等全美各地，至少300座城市、46個州先后響應這場名為“全國停擺”的抗議浪潮。抗議者走上街頭，高舉“ICE Out Everywhere”（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從各地滾出去）、“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等標語，用拒絕工作、拒絕上學、拒絕消費的非暴力方式，表達對特朗普政府高壓移民執法的強烈不滿，宣泄長期積累的民生焦慮與社會怨氣。這場抗議并非偶然爆發的街頭騷動，而是美國社會長期以來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政治撕裂、民生失序等多重矛盾的集中宣泄，其背后有著復雜的歷史鋪墊與現實誘因，抗議本身帶來的短期沖擊與長期影響深刻改變著美國的社會秩序、政治格局與經濟走向，更為世界各國的社會治理、民生保障與政策制定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警示與啟發。

要真正讀懂這場席卷全美的抗議事件，首先要厘清其爆發的直接導火索——特朗普政府高壓移民執法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以及兩名美國公民被無辜槍殺的悲劇。2025年12月起，特朗普政府在明尼蘇達州展開大規模針對非法移民的執法行動，隨后在2026年1月初進一步擴大規模，派遣約3000名聯邦執法人員進駐明尼阿波利斯市，這些執法人員身穿制服、配備武器在街頭巡邏，人數約為當地警力規模的五倍，采取無特定目標的流動巡邏、街頭攔截等準軍事化執法方式，甚至拖延為執法人員配備執法記錄儀，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約束。這種過度強硬的執法手段，很快引發了當地民眾的恐慌與不滿，而真正點燃全民怒火的，是兩起無辜公民被槍殺的悲劇。2026年1月7日和24日，ICE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槍殺了31歲的美國公民蕾恩·古德和37歲的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其中普雷蒂還擁有合法持槍許可，而涉事執法人員被指未提供充分的自衛證據，卻輕易剝奪了無辜者的生命。這兩起事件并非個例，據英國《衛報》2026年1月29日梳理，自2026年年初以來，美國各地至少有8人因ICE執法行動而死亡，其中包括在ICE拘押中心被羈押期間死亡的55歲古巴移民赫拉爾多·盧納斯·坎波斯，在放學途中被ICE拘留的5歲兒童利亞姆·拉莫斯，以及新年前夜被ICE槍擊的43歲男子基思·波特。這些頻發的執法暴力事件，徹底打破了“執法暴力只針對少數族裔”的認知，讓美國民眾普遍感受到聯邦執法權力的濫用與自身安全的威脅，原本針對移民執法的不滿，迅速蔓延為全體民眾對政府權力失控的擔憂與反抗，“全國停擺”抗議活動的組織者順勢呼吁，通過“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的方式，向政府施壓，要求撤回移民執法人員、停止資助ICE，并改革移民執法體系。

盡管兩名公民被槍殺是抗議爆發的直接導火索，但這場抗議能迅速席卷全美、獲得數百萬民眾響應，根源在于美國社會長期積累的多重深層矛盾，移民執法暴力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些深層矛盾相互交織、相互激化，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催化下，逐漸積累成難以調和的社會危機，而“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的抗議方式，恰好精準擊中了美國社會的薄弱環節，成為民眾宣泄不滿、爭取權益的最佳選擇。

美國社會最核心的深層矛盾，是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這也是民眾不滿情緒的根源所在。近年來，美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K形發展態勢，K的上臂代表高收入人群、資產持有者，以及金融、科技、房地產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從業者，他們的生活水平和財富積累持續改善；K的下臂則代表主要依賴工資過活的低收入者和底層中產，以及服務業、傳統制造業從業者，他們更易受失業、高利率、通脹和生活成本上漲的沖擊，陷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性循環。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美國最富有的50%的家庭擁有全國約97.5%的財富，其中最富的0.1%的家庭，財富占比高達13.8%，創下歷史新高。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政府至今仍沿用1963年的貧困線劃定標準——把最低食品開支乘以3作為貧困線，據此僅11%的家庭被列為貧困，這一標準嚴重低估了貧困問題，掩蓋了弱勢群體面臨的真實困境：一旦遭遇疾病、失業等意外，他們極易陷入絕境，難以翻身。

通脹高企與實際收入縮水，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生活壓力，成為抗議爆發的重要經濟誘因。近年來，美國通脹水平持續居高不下，房租、食品、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幅上漲，而普通民眾的薪資增長卻嚴重滯后于通脹速度。盡管有數據顯示，2025年美國藍領實際工資微增約1.7%，但這一增長幅度遠遠無法抵消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持續縮水，不少人甚至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收緊社會福利政策，聯邦預算緊縮導致低收入家庭與兒童享受的醫療補助、營養援助等福利減少，申請殘疾補貼的門檻也大幅提高，數十萬申請者直接受到影響；政府力推的社會保障支付系統電子化和身份驗證，看似提升了行政效率，卻對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體形成新的壁壘，讓他們難以享受應有的社會保障。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日益沉重，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而移民執法暴力事件的發生，恰好成為這些不滿情緒爆發的突破口。

學生貸款危機的日益惡化，讓美國年輕一代成為抗議活動的核心力量，也讓“不上學”的抗議訴求擁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在美國，昂貴的高等教育費用和隨之而來的大額學生貸款，已成為很多年輕人“一生的枷鎖”。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數據，過去20年，美國學生貸款規模增長了兩倍多，成為僅次于住房貸款的第二大消費債務；截至2024財年第四季度，美國學生貸款規模已達到創紀錄的1.77萬億美元，超過4200萬美國人背負聯邦學生貸款債務，人均負債超過3.8萬美元。更令人咋舌的是，學生貸款的利率居高不下，當前聯邦學生貸款年利率范圍為6.53%至9.08%，私人學生貸款年利率最高甚至可達近18%，部分私人貸款還采取利滾利的復利計算方式，進一步加重了借款人的償還壓力。據統計，美國人還清學生貸款的平均時長是20年，就連前總統奧巴馬也是在40多歲時才還清自己的學生貸款。

教育的金融化與市場化，是導致學生貸款危機的根本原因。過去數十年，為降低公共支出負擔，美國政府逐漸用市場驅動的貸款機制取代直接補貼高等教育的模式，將民眾的教育需求交給資本市場，導致大學學費持續上漲。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公立大學學費從每年平均1.65萬美元漲至2.14萬美元，漲幅達29.8%，私立院校學費從每年平均3.87萬美元升至4.85萬美元，漲幅達25.3%；考慮到延期畢業、貸款利息和收入下降等因素，美國人本科畢業的總成本甚至可能超過50萬美元。高昂的學費和沉重的貸款負擔，讓很多年輕人陷入困境：70%的年輕受訪者因背負學生貸款而推遲購買房產和退休保險，超過40%的借款人表示債務影響了他們對未來的規劃，53%的人承認，一想到要背負更多債務，就對繼續深造望而卻步。更嚴重的是，學生貸款危機還加劇了美國不同族裔間的貧富鴻溝，非洲裔學生借款的金額比白人學生平均多2.5萬美元，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家庭成為最大的受害者。長期以來，美國年輕人多次發起抗議，呼吁免除公立大學學費、取消學生貸款，但政府的應對措施始終“治標不治本”，未能觸及教育金融化的制度性根源，年輕一代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此次“全國停擺”抗議活動中，組織者呼吁“不上學”，恰好契合了年輕學生的訴求，大量高中生、大學生紛紛響應，罷課走出校園，成為抗議活動中最活躍的群體之一。

美國社會的深度撕裂與政治極化，為抗議活動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也讓政府難以有效應對這場危機。近年來，美國社會的撕裂呈現出常態化、制度化的特征，這種撕裂并非始于特朗普執政，但特朗普政府精準抓住了美國既有社會矛盾，將人們因分配失衡積累的不滿、制度信任流失引發的焦慮與身份對立等，轉化為政治動員方式，使裂痕在政策博弈、公共話語與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顯著。兩黨選民在移民、墮胎、氣候政策和槍支管控等核心社會議題上的分歧，早已超出傳統爭論范疇，在哪些問題更重要、該堅持什么核心價值上，雙方觀點幾乎完全對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67%的民主黨人將氣候變化視為關鍵議題，共和黨人的這一比例僅為13%；73%的共和黨人對非法移民問題極為關切，民主黨人僅23%；69%的民主黨人高度關注槍支暴力問題，共和黨人僅26%；55%的民主黨人認為國內種族主義形勢嚴峻，僅15%的共和黨人認同。

在道德、文化、政府角色、國家認同和民主信念等價值層面，兩黨選民的想法更是南轅北轍。蓋洛普民調顯示，2025年僅36%的民主黨人表示“作為美國人非常自豪”，而共和黨人的這一比例比民主黨人高56個百分點，創下自2001年以來的最大差距；89%的民主黨人認為民主制度正受到嚴重威脅，有同樣感受的共和黨人僅占57%。加上社交媒體的助力，同一陣營的人只會聽到自己想聽的信息，不斷強化自身觀點，討論問題越來越情緒化，難以理性溝通，進一步阻礙了社會共識的達成。這種社會撕裂反映在政治層面，就是兩黨的激烈博弈與政治極化，雙方始終將黨派利益置于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之上，相互攻擊、相互掣肘，難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此次抗議事件爆發后，民主黨抓住機會，譴責執法者濫用暴力，要求特朗普政府承擔責任，甚至拒絕為國土安全部發放新的政府撥款，導致部分聯邦部門資金耗盡、陷入停擺；而特朗普政府則將抗議者稱為“拿錢辦事的叛亂分子，是受雇搗亂的人”，甚至威脅要援引《反叛亂法》，動用軍隊阻止“騷亂”，這種對立的態度不僅未能緩解危機，反而進一步激化了民眾的不滿情緒，讓抗議活動迅速蔓延至全美。

移民政策的失衡與文化沖突的升級，是此次抗議事件的直接誘因，也折射出美國社會身份認同的危機。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推行“擇優入境”的移民改革政策，將移民政策視為判斷“誰屬于美國”的關鍵標準，使美國公民身份逐漸變成只對有經濟實力、行為合規和認同美國文化的人開放的“特權”。具體來看，美國投資移民政策（EB-5）將最低投資額漲到80萬～105萬美元，還有一個未正式立法的500萬美元“金卡”計劃，信號明確：資金足夠就能換取美國身份；技術移民政策（H-1B）則要求多交10萬美元申請費，還會根據工資高低、崗位級別和行業類型挑選“高價值、可同化”的人才；而對非法移民，政府則加大遣返力度，擴大與地方執法部門的信息共享，收緊跨州庇護和福利申請，甚至收緊了與“出生公民權”相關的福利和資格，質疑“在美國出生就自動是美國人”的合法性。

這種失衡的移民政策，不僅加劇了族群緊張，還損害了聯邦政府的權威。自2025年6月起，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在洛杉磯多地開展“社區抓捕”，專門針對無證移民，引發了大規模示威乃至警民沖突；而2026年初明尼蘇達州的大規模移民執法行動，更是將這種矛盾推向了頂點，ICE執法人員的暴力執法的行為，讓很多移民后代和普通民眾感受到了“美國夢”的破滅。正如俄羅斯猶太移民后代卡蒂婭·卡根所說，她的父母當年為了安全和更好的生活來到美國，而她站出來抗議，是為了捍衛父母所追求的美國夢。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將DEI（多元、公平與包容）體系視為“政治正確”和自由派思想的核心，不僅用行政命令限制，還在輿論上抹黑，讓DEI越來越難推行，文化領域的治理淪為“文化戰”，影響范圍從學校教育擴展至歷史敘事、公共紀念場所和文化景觀管理，進一步加劇了不同群體間的文化沖突與身份對立。這種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危機，與移民執法暴力事件疊加，最終引發了這場席卷全美的抗議活動，抗議者不僅反對ICE的暴力執法，更在捍衛自己心中的“美國夢”，反對政府用身份、財富、種族劃分人群，追求平等與正義。

此外，美國政府治理能力的衰退與民眾對政府信任度的下降，也是抗議活動能夠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近年來，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通脹、就業、學生貸款等民生問題上表現乏力，政策搖擺不定、執行不到位，始終未能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持續下降。面對日益嚴峻的民生危機，民主、共和兩黨政客并未真正專注于尋找治理通脹、改善民生的有效對策，反而將此作為相互攻擊的工具，陷入激烈內斗，將個人及其所代表的集團私利置于民眾訴求之上，導致分配不公、社會撕裂等“美國病”進一步惡化。康奈爾大學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8月23日，當年全美各地359個地點共發生了240起罷工事件，涉及醫護人員、環衛工人、公交車和卡車司機、港口和機場雇員等多個行業，這些罷工事件背后，都是民眾對生活成本高漲、薪資待遇低下、權益得不到保障的不滿，也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此次“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的抗議活動，本質上也是民眾對政府的一次“不信任投票”，是對政府忽視民生、濫用權力、治理失靈的強烈反抗。

這場“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的抗議活動，以非暴力的方式席卷全美，給美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等多個領域帶來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短期的沖擊，也有長期的隱患，更暴露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在經濟層面，抗議活動引發的“停擺”現象，給本就脆弱的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不購物”的抗議訴求，直接導致美國消費市場陷入低迷，尤其是在明尼蘇達州、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等抗議活動較為集中的地區，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遭受重創。據統計，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餐飲和酒店業客流量銳減，零售商和餐館報告銷售額下滑50%至60%，受沖擊最嚴重的“族裔商業走廊”，部分商戶甚至面臨“永遠不會重新開業”的困境。零售巨頭塔吉特百貨（明尼蘇達州第四大雇主）因ICE在其門店拘留兩名美國公民員工，導致部分員工曠工，總部團隊推遲到崗安排，給其本就艱難的經營雪上加霜；超過60家明尼蘇達州本土企業CEO聯名簽署公開信，呼吁“立即緩和緊張局勢”，可見抗議活動對企業經營的沖擊之大。

“不上班”的訴求，則導致美國勞動力短缺問題進一步加劇，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和供應鏈的穩定。農業作為明尼蘇達州的經濟支柱，也遭受重創，農場主面臨春季勞動力短缺，因為工人“害怕來明尼蘇達州工作”，明尼蘇達州農民聯盟主席加里·韋蒂什警告，這會導致作物減產、食品漲價，最終由消費者買單，ICE的執法行動和抗議活動將對農業產生“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影響，加劇全州的勞動力挑戰。此外，抗議活動還影響了美國的進出口貿易，港口、機場等交通樞紐因部分員工參與抗議而出現運營不暢的情況，進一步擾亂了美國的供應鏈體系。據專家估算，長期罷工及其連鎖反應每天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高達25億美元，而此次“全國停擺”抗議活動，雖然集中爆發的時間較短，但對經濟的沖擊卻不容忽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彭博社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投資者預期美國經濟最遲將在2024年年底前陷入衰退，而抗議活動的爆發，無疑讓這一預期變得更加悲觀。

在社會層面，抗議活動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動蕩與分裂，進一步撕裂了原本就脆弱的社會共識。抗議活動中，部分地區出現了警民沖突，洛杉磯警察局因抗議者在聯邦拘留中心大樓外與警察發生沖突，發布了全市性的戰術警報，命令所有警員在崗待命；盡管大多數抗議活動以非暴力方式進行，但情緒激動的抗議者與執法人員的對峙，仍給社會秩序帶來了嚴重沖擊。更嚴重的是，抗議活動進一步強化了不同群體間的對立，支持移民執法的群體與反對執法暴力的群體相互指責、相互攻擊，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情緒化的言論，進一步阻礙了社會共識的達成。

教育領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不上學”的訴求得到了大量學生的響應，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的公立學校、至少20所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學校，因預期學生和員工大規模缺勤而取消課程；佐治亞州約90所高中計劃舉行罷課；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約3000名初高中生手持反ICE標語集體離開課堂；紐約、芝加哥等地的高中生也紛紛罷課，游行抗議。這種大規模的罷課活動，不僅影響了學生的正常學習進度，也給美國的教育體系帶來了沖擊，進一步凸顯了年輕一代對社會現狀的不滿與失望。此外，抗議活動還加劇了民眾的心理焦慮，很多人對美國的社會穩定、安全環境失去信心，對未來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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