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532年11月16日，秘魯那個廣場上，發生了一件離了大譜的事。
168個衣衫襤褸、累得跟狗一樣的西班牙叫花子，對面站著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帶來的8萬御林軍。
按常理，這哪怕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這百十來號歐洲人給淹死再沖進下水道。
結果呢？
短短幾個小時，7000名印加武士被砍得血肉模糊，皇帝本人被活捉，而那168個西班牙人，居然是“零傷亡”。
這數據我看一遍脊背涼一遍。
這哪里是打仗，簡直是開了無敵掛去虐菜。
這事兒聽著像神話，其實是赤裸裸的歷史。
但我剛翻了下德國鬼才斯賓格勒的書，人家要是活著，肯定得敲著黑板罵娘：大錯特錯！
再那個時候，印加帝國的財政制度比查理五世那幫大臣搞的要精密得多，福利體系覆蓋全境，官僚系統復雜得像現代大廠的OKR。
這個殘酷的真相，正好能解開困擾咱們多年的死結：為什么宋朝富得流油卻亡于蒙古？
為什么大明坐擁百萬大軍卻被十幾萬八旗兵給端了老窩？
說白了，當時的歐洲國家就是一個個為了戰爭而生的暴力公司，有人、有槍、有殺人越貨的原始沖動，關鍵還沒受過儒家“仁義”的熏陶。
湯因比嘴更損：“我們在技術上進了原子時代，道德上還在舊石器時代。”
把目光收回到咱們腳下這片土地，劇本其實是一樣的。
漢唐之所以能橫掃草原，勒石燕然，不是因為單純的有錢，而是那時候中央政府手里攥著絕對的資源。
漢朝那套名田制，就是商鞅變法的2.0版本，赤裸裸的軍國體制。
國家給地，百姓賣命，中間沒有那些世族大家賺差價。
漢武帝一聲令下，國家機器就能像千噸液壓機一樣輸出恐怖的壓力。
可到了宋明，情況變得詭異起來。
土地不再是國家的，變成了千萬個地主、士紳的私產。
大明朝廷想打仗？
對不起，得先問問江南的士大夫愿不愿意掏錢，得看各地的豪強肯不肯出人。
朱元璋當年設計的“衛所制”，本意是想模仿漢唐搞屯田自養，結果還沒過幾代人，軍田就被權貴吞得干干凈凈，衛所兵混得連乞丐都不如，直接成了將領的家奴。
這不是大明皇帝不想打，而是國家像個患了重度肌無力的巨人，腦子想揮拳，肌肉卻根本不聽使喚，只能躺平挨捶。
反觀努爾哈赤搞的后金，那完全是另一個維度的生物。
它不像個治理型國家，更像是個高效運轉的搶劫集團。
對于剛從部落形態捏合起來的后金來說，努爾哈赤的話就是圣旨，整個族群沒那么多彎彎繞繞的利益集團，要么一起搶肉吃，要么一起餓死。
這種“兵民合一”的體制，讓每個成年男子都成了戰爭機器上的齒輪。
當一個利益高度捆綁、令行禁止的“堅硬錐子”，撞上一個內部利益盤根錯節、互相扯皮的“散沙盤子”，結果還用猜嗎？
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時候，估計還在納悶：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其實他沒看透，這不僅僅是臣子忠奸的問題，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利益分化成了必然。
當朝廷無法用強力手段把江南的錢糧轉化為遼東的軍餉時，大明實質上已經癱瘓了。
而關外的對手正處于最饑渴、最抱團的“野蠻上升期”。
加上小冰河時期的天災、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大明是在內部潰爛和外部重擊的雙重夾擊下崩塌的。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明末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將國家資源整合起來，再多的GDP也只是別人眼里的肥肉。
你想想近現代我們為什么能打贏抗日戰爭、抗美援朝？
根本原因在于重新找回了“組織力”。
當四萬萬同胞被統一戰線凝聚成一個拳頭時，即便裝備落后，也能把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打回談判桌。
而現在西方某些國家內部搞身份政治、各種小團體互撕，其實是在走大明晚期黨爭內耗的老路，這不就是在自毀長城嗎？
在這個群狼環伺的國際叢林里，雖然不再是冷兵器互砍，但金融戰、科技戰、輿論戰的兇險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國家手中沒有足夠的資源調配權，一旦危機爆發，資本肯定先跑，利益集團會先賣國，最后倒霉的還得是老百姓。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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