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喪盡天良的行為，什么時候才能停止？

hi，我是胖胖。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過一句話：

“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它總想方設法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哪怕是一條曲折的道路。”

現下，把一個不服從父母的孩子送進所謂的戒網癮機構，在部分心態失衡的家長眼里，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自我說服之后、也最省事的解決方案。

但要胖胖說，與其說這是矯正，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甩手——把失控、挫敗、無力感，統統外包給一個封閉的地方。

服從被包裝成成果，這套邏輯從哪個角度看，都讓人感到異常可怕。

我不是那種天然就對某類機構抱有仇恨的人。

坦白講，如果一個人現實中真能活成溫斯頓那樣，戰勝自我，愛上老大哥，那也是他的選擇，旁人無權干涉。

可問題在于，現實里的這些孩子，并不是自愿的，他們只是被按進了一個必須順從的環境。

之前，電擊惡魔的楊永信被報道、被揭露，可這件事并沒有真正過去。

我始終覺得，如果這些因恐怖而異化的余毒不能被持續看見，那么這片惡草，就永遠會擁有它賴以生存的土壤：

這是貓頭鷹資訊的一則報道。

涉事地點是德州的環帝祥龍素質教育基地，沖突發生在宿舍區域，有人拿凳子打砸，現場一片狼藉。

當地工作人員明確表示：

該基地在教育部門無任何備案、無相關資質，并建議發生沖突直接報警，鎮里工作人員也稱已經介入調查，后續以官方通報為準。

這事，首先至少在目前公開回應的層面，它并不具備任何資質，而更像一個游走在監管縫隙里的封閉場所。

所以，胖胖認為問題出現在：

為什么這種地方能長期存在？為什么把孩子送進去會變成一些家庭的現實選項？

以及，最應該問的一句——如果它沒有備案、沒有資質，那么它憑什么對未成年人實施封閉管理、行為矯正、乃至懲戒？

是，你可以提供服務，但你不能隨便獲得類似監禁的權力。

辦學、培訓、托管、矯正，這些詞一旦在敘事者口中聽起來都挺文明，可只要場景一旦變成封閉式管理，權力就會天然膨脹。

權力一膨脹，最先縮水的就是邊界：

孩子的行動自由、通信自由、申訴空間、人格尊嚴，往往一起被打包折價。

本身，一個社會對機構是否合規的要求，本來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可在一些地方，合規反而成了可選項，出事才開始追問，沒出事就當作沒看見。

這些機構往往把自己的業務描述得很全面，早戀、沉迷網絡、厭學、懶惰、親情淡漠、離家出走、自控能力差……

可教育從來不是修理人，教育的極限不過是陪人長大！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說：

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燈啊，不也打砸了嗎？

但這句話，無異于把結果當成了原因。

在封閉式強管控環境里，打砸可能是違法，也可能是失控，但它同時也可能是一個信號：

溝通機制斷了，權力結構僵了，情緒出口被堵死了。

你當然可以譴責破壞行為，但如果你只盯著砸了什么，不去問為什么會砸，那一切提問都毫無意義！

孩子的叛逆不等于孩子的邪惡，孩子的沖動不等于孩子的罪性。

孩子的問題，常常是家庭矛盾、學校挫敗、同伴關系、心理困擾、甚至發展障礙疊加出來的結果。

把這種混合物粗暴地歸因成網癮，再交給所謂基地去矯正，其實危險并沒有消失，反而更難被發現。

就算我們暫且不討論教育理念，只從法律與權利的常識出發，很多做法也很難站得住。

未成年人保護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成年人、學校、機構對未成年人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與克制，尤其是尊重人格尊嚴、避免侮辱性對待、避免體罰與變相體罰等。

同時，針對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訓或類似教育服務，公開政策層面對審批許可、取得辦學資質后方可開展活動的原則也寫得很明白。 可以爭論這些規定在地方執行得是否足夠嚴格，但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家長把孩子送進去，機構承諾給你一個聽話的孩子，而社會默認這種交易雖然不體面，但有效。

當有效、服從性高成為唯一的評價標準，人的尊嚴就會被當作可犧牲的成本。

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去這種地方，本意有可能是好的：

學校系統未必接得住，心理資源未必夠得上，家庭溝通又早已破碎。

在焦慮里，人會本能地尋找立竿見影的方案，哪怕那是最危險的方案。

可焦慮可以理解，但傷害不能被合理化，無助可以同情，但暴力不能被外包成服務。

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一個孩子發脾氣，而是一個社會把孩子的脾氣當成罪證。

所謂矯正一旦淪落為馴化，教育就會從燈變成鞭子。

人們最愛用為了你好當通行證，可凡是需要用通行證才能抵達的好，通常都不是好。

一個地方如果不能讓孩子說話，它最后一定會聽到孩子砸東西的聲音。